李寶攻略東南速度飛快,大明朝廷派來的文官也快。
由于地盤猛增三個省,大量官員獲得升遷,一批批調去浙江、福建和江西。被養在翰林院的許多官員,也外放出去做知縣或縣令,甚至有人直接做了州判。
之前已經在做知府的白崇彥,雖然官職還是知府,這次卻是調去知杭州府,并且還兼領浙江省參議職務。
在一眾老朋友當中,白崇彥算升得比較慢的,主要是朱銘還想讓他鍛煉。
令孤許這回卻是做了江西按察使,等江西從戰時平穩過度,他就能立即升為江西布政使。而獻土有功的兩位布政使,則會從現任職務調離,從而完成大明新朝對江西的掌控。
明州(寧波)。
一群高麗使者在此出發,因為季風與洋流關系,他們沒有乘坐海船北上,而是通過江浙水網至長江。
高麗在北宋的外交級別,最初是比西夏更低的。
宋徽宗在位期間,不但聯金伐遼,而且還聯高麗制遼,于是高麗的外交地位反超西夏。
由于害怕被遼國水軍劫掠,高麗請求改變航運路線。以前是在山東登陸,后來改在明州那邊,明州城內專門設置高麗司,負責與高麗進行朝貢貿易。
眼下這群高麗使者,已被軟禁在明州一年之久。
李資亮、李永、權通等使節,至今沒搞明白自己為啥被軟禁。
李資亮是經常出使大宋的老熟人,多次獲得宋徽宗接見。權通更是從大宋太學畢業,宋徽宗親自賜予進士出身。
宋徽宗明明就在杭州,離明州距離近得很,卻非要軟禁他們干啥?
其實很簡單,宋徽宗不知如何面對高麗使節,那就先晾在明州暫時不予理會——高麗使節是奉命聯絡大宋一起抗金的。
在長江換船,一路經運河北上。
李永憂心忡忡道:“還不知國內如何了,吾等應該先回國請示陛下,再前往汴梁覲見中國的新皇帝。”
李資亮說:“國內應該無礙,聽聞金兵敗于朱太子之手,想來沒有余地再發兵攻打抱州(即保州,朝鮮之義州,在丹東的江對岸)。”
李永又問權通:“朱太子是怎樣人?”
權通搖頭道:“不甚了解。朱太子在東京做太學正時,負責管理的是外舍與內舍,而在下當時已經是上舍生。不過朱太子在東京極有名氣,他是政和五年的探花郎,發明了探花煤和探花灶,還改良了活字印刷術。此后的事情我就不知了,我被賜予進士出身之后便回國。”
李資亮吩咐道:“既有這層關系,就該好好利用。如果有機會私下覲見朱太子,你可以向他執弟子禮,想來應該更能拉近距離。”
金國與高麗的關系,這些年一直在變動。
剛開始,金國把高麗視為父母之國,兩國一起聯合大宋抗遼。
緊接著,金國又想跟高麗約為兄弟,金國為兄,高麗為弟。高麗予以拒絕,并視為奇恥大辱。
等天祚帝被殺得逃去草原,金國開始強迫高麗稱臣,并索要鴨綠江南岸的保州。高麗因此大怒,開始在邊境布置重兵防備,并且公然接納金國判將和逃民。
去年,高麗正式向金國稱臣,并且承認金國是父親。但堅決不肯交出保州,還暗中聯絡大宋夾攻金國——就是眼前這些使者。
僅十年時間,金國就從高麗的兒子,搖身變成高麗的爸爸。
冬天正是興修水利的好季節,高麗使者一行穿過淮南,只見沿途到處都在搞水利工程。
李資亮大為震撼:“中國的新朝不可小覷,一定要與他們交好。金國乃蠻夷也,認金國為父乃奇恥大辱。只要時機來臨,就當撕毀國書,轉而與中國約為父子,再趁金國虛弱占領江北(鴨綠江北)之地!”
權通在東京讀書好幾年,從始至終都是個中國吹,他立即附和道:“中國繁榮強大,理應為我高麗之父。”
此時的高麗怎么說呢?
國王叫做王構,因為要避諱某人,后來干脆改名叫王楷。這就能體現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即便高麗已經臣服于金國。
一直來到京畿地區,依舊遍地在搞水利,讓這些高麗使者更加震驚。
其實吧,從京畿到兩淮,沿途水利早就該搞了。
由于宋徽宗掏空了地方財政,而且搞水利不如搞花石綱,全國各處水利設施都年久失修。江淮地區幾乎年年洪災,跟水利失修有很大的關系。
如今新朝建立僅一年,地方水利工程便大量啟動。
一是官員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只要正事兒干得好就能升遷。
二是朝廷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并且取消了土貢和花石綱,這讓老百姓有了喘息之機。地方官趁機征發徭役,只要不逼迫過度,老百姓就不會反抗,畢竟大家都不想遇到洪水。
三是受災流民太多,地方需要以工代賑,于是威逼利誘富戶掏錢,把大量流民都弄去修水利。水利一旦修好,對富戶也有好處,甚至可以聯合官吏侵占土地。
相起比徽宗朝的日漸凋敝,大明新朝建國的第一年,各地就有了欣欣向榮之象。
跟朝鮮使者差不多時候進京的,還有李彥和蔡攸。
蔡攸試圖返回福建老家,隱姓埋名度此余生。
但他還沒走出浙江,就被自己的親隨給舉報了。因為新來的浙江布政使張樸,命令全省張貼海捕文書,并給東南小朝廷的奸臣都開出賞格。
至于李彥,則是被山民抓獲。
好幾個太監結伴潛逃,宋徽宗沒有帶錢的習慣,他們身上可都藏著金銀。
但就是這些金銀壞事兒!
銅錢太重太賤他們沒帶,餓極了只能用金銀買吃的。偏偏他們又往山區逃跑,竟在山村使用金銀,不被村民懷疑才怪了。
“快點走,不要磨磨蹭蹭!”
一鞭子抽過去,差點抽得蔡攸摔倒,那副枷子實在太重了。
蔡攸再度看見東京城墻,一時百感交集,不禁雙目垂淚。
包括李彥在內的幾個太監,也陸陸續續下船,他們自知命不久矣,開始在岸邊痛哭流涕。
高麗使者正好在碼頭上,權通說道:“那位似是蔡攸。”
李資亮不禁感慨:“我也在御賜宴席上見過,當時蔡學士風度翩翩,不成想竟落得如此下場。”
“快走吧,莫要跟此人有聯系。”李永說道。
朝會。
閣臣翟汝文率先出列:“今奸賊被抓獲,有人建議用凌遲之刑,否則不足以泄民眾之公憤。臣以為,凌遲有傷天和,不但不可為常刑,便是偶爾為之亦不可。”
刑部尚書柳瑊卻說:“不以峻法,如何震懾宵小?蔡攸可不用凌遲,但李彥雖不是六賊,卻比六賊之一的楊戩有過之而無不及,必須以凌遲懲處之!”
兩人開了個頭,其余官員紛紛發表見解。
支持凌遲和廢除凌遲者,差不多是五五開。還有一些在和稀泥,認為李彥應該凌遲,但這種刑罰今后必須慎之又慎。
張根一直沒發言,朱國祥問道:“首相以為如何?”
張根說道:“凌遲與否,乃是小事,依法辦理即可。當務之急,是制定《大明刑統》,使得判案官員有法可依。”
副相高景山今冬患病,身體越來越不好,這次朝會專門給他安排了椅子。
高景山從椅子上站起:“陛下…”
“愛卿坐著即可。”朱國祥道。
“多謝陛下恩典,”高景山又慢吞吞坐回去,“臣以為,張相所言甚是,是該編撰《大明刑統》了。但凌遲之刑,還是應該廢除。舊宋也說慎施此刑,最初只用于謀反和采生折割,但熙寧之后就迅速泛濫起來,甚至有因妄言而受凌遲者!”
凌遲出自《荀子》,剛開始并非刑法,用來形容緩緩升高的山坡。
中國自古有很多肉刑,但比較常見的重刑是磔(肢解)。南北朝時達到一個高峰,并且出現了凌遲的雛形。
而到了唐末五代,凌遲之法漸漸成型,并且被割據勢力濫用。
北宋初期是慎用此刑的,可一旦開了口子,必成泛濫之勢。
都說宋代不殺文官,那是沒犯十惡不赦之罪。
熙寧八年,余姚主簿、秀州團練使、秀州醫官、河中觀察推官…這些文官因涉嫌謀反,不但被判處死刑,而且還是凌遲之刑。
可是,從秦漢一直到北宋,凌遲始終沒有寫進法律,判起來其實是無法可依的。
南宋才把凌遲寫進增補條例,元代才開始寫進正式法律。
朱國祥看向兒子:“太子可要說什么?”
朱銘捧著笏板出列:“兩位宰相老成持重,臣也覺得應該先定本朝律法。至于凌遲之刑,還是廢除為好。真有人想要謀反,凌遲怎能嚇阻?在臣看來,砍一刀跟割一百刀,其實沒有什么區別,搞得血肉模糊著實不好看。不如增加一條,犯極重之罪時,家屬沒有處理尸體之權。此人被正刑之后,尸體必須交給醫學院,以供醫學生進行解剖。”
這個觀點,角度實在刁鉆,群臣聽了都很迷惑。
而且大部分官員,也對醫生解剖尸體無法理解,認為那是對尸體的極大不尊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