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五章 游刃有余

　　楊麒為了搖人兒不留余力。

　　幾日間，多爾袞的駐軍、路線、兵糧、兵力，包括豐州灘的水文山川地形圖，統統由騎兵一路送至大同城內。

　　他根本不在意泄密，土默特部在俺答汗時代號大明金國，所有一切對大明檔案而言都不是秘密，只要用心找，總能找得到。

　　更重要的是楊麒不怕冒險。

　　他一直在冒險，游刃有余。

　　或者說這個時代游蕩在風口浪尖上的男人們，每一個都是偉大的冒險家。

　　從漠南都督府的設立，到楊麒進駐漠南，這一系列事件本身就是一場大冒險。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不重要。

　　楊麒只想把水攪渾，漠南的軍隊多多益善，最好打得肝腦涂地，都埋在這，誰也別回家！

　　為此他干脆派人把明廷出邊備戰所需的一應情報都送入邊墻，盡量減少明廷出邊的顧慮。

　　不過不論他，還是明廷山西、宣大的長官楊嗣昌，亦或是大同鎮的監管長官葉廷桂，都很清楚，明廷出邊作戰，此時最需要的并不是這些東西。

　　而是一份證明。

　　證明楊麒跟多爾袞沒有串通一氣，沒有設伏引誘明軍出塞的保障。

　　偏偏這個最需要的證明，楊麒給不了。

　　一來，崇禎年間大明的觸須最多僅達長城邊外，對外面的事往往只能依靠逃虜、降人道聽途說，不同陣營之間的事虛虛實實，根本無法探明真假。

　　二來則是，楊麒知道自己在大明的信用非常低，楊嗣昌看見自己求援信的第一時間，就會反應過來被他耍了。

　　這個家伙空手套白狼，拿楊嗣昌給的糧，養自己的兵，給劉承宗扛活兒。

　　這也是楊嗣昌在心里，把‘楊麒’跟‘狗東西’劃等號的原因：收到求援信他就知道，漠南都督府根本沒有十萬吃糧的蒙古騎兵。

　　甚至都不需要十萬，只要有三萬吃糧的蒙古兵，就能把兩萬后金軍埋在漠南。

　　但這種吃糧的蒙古騎兵，說句難聽話，就算在林丹汗年輕時候，號稱控弦四十萬的虜中名王，都湊不到四萬。

　　土默特的俺答汗在全盛時期還差不多，四萬甲騎給他帶來南控青藏高原、西掠碎葉城、東霸蒙古高原的強大游牧王國：大明金國。

　　對后金兵力的情報方面，明廷要比楊麒知道的多，楊麒到現在對后金軍的兵力還是兩萬到五萬之間的估算。

　　而楊嗣昌則非常清晰地知道，進入漠南的后金軍就是一支偏師，兵馬兩萬。

　　畢竟大明邊防墩臺，從張家口一路目多爾袞往西走，沿途看得清楚，大差不差就是兩萬人，五萬完全是扯淡。

　　楊麒但凡真有十萬蒙古軍效力，埋都把多爾袞這支軍隊埋在漠南了，根本不會畏縮如鼠地躲進歸化城。

　　在此基礎上，漠南的楊都督在明廷這邊的印象就是滿嘴跑火車，突出一個不干人事兒，可信程度甚至不如過去的林丹汗。

　　留著他虛與委蛇互相敷衍，只是沒辦法的事。

　　偏偏這事兒…對楊嗣昌的誘惑力還挺大。

　　有時候，有些事，楊嗣昌明知道楊麒這家伙說什么‘在豐州灘全殲后金軍，叫沈陽今年無備冬之軍’之類的是鬼話。

　　但沒有辦法。

　　誘惑力很大。

　　兩萬后金軍別的不說，里頭隸屬八旗的戰兵只要有一萬，殲滅在這兒，就等于直接打掉滿洲一旗。

　　何況哪怕只是把他們拖在這，今年冬季的錦州方向就固若金湯了，后金沒能力發動大規模進攻，皮島的東江鎮總兵沈世魁，便有了可趁之機。

　　但出邊作戰是大事，絕非楊嗣昌一個人就能決定。

　　楊嗣昌很爽快地就把楊麒送來的書信、情報統統打包，讓人快馬加鞭走長城沿線，給北京城送去。

　　七月的紫禁城，氣溫炎熱。

　　早前倆月本該是下雨的季節，但今年的雨水很怪，北直隸風調雨順，偏偏就從盧溝橋到天津衛畫了條線。

　　北直隸西南風調雨順，但過了盧溝河與海河這條線，夏季滴雨未下，通州等地的莊稼俱被曬蔫，就連空氣中都浮動著燥熱的地氣。

　　不過京城畢竟是京城，達官貴人的宅邸都能領到皇宮頒發的冰塊，民營的冰窖也有好銷路，使這座匯聚大量人口的城池，倒比別處涼爽幾分。

　　冬季切割冰塊、修建冰窖、需要時取用，是這片土地上古老的傳統，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

　　周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俗話說以食為天，食為八政之首，在周代有龐大的職官體系，其中就有一個官職位于酒正之下，叫凌人。

　　凌這個字，最早就意為掌冰之人，負責采冰、藏冰。

　　這是聲勢浩大的工程，自古以來，就有‘凌其三’的說法，意為采集貯藏的冰塊，是用量的三倍。

　　不過那是西周的技術，到如今這個年代，密封冰窖的手段更多，但采冰量仍然是三倍，所以理論上藏冰得到的冰塊更多。

　　但如今用冰的人也更多了，所以反倒冰塊還是個比較奢侈的用品。

　　可惜，在這個炎熱的七月，夾墻里再多的冰，也無法壓住紫禁城的躁動不安，甚至還讓即將到來的秋風更加肅殺。

　　一切都因為此時，國中局面大壞。

　　乾清宮里，一身青衣的崇禎皇帝頹然無力地倚靠龍椅。

　　皇帝身前的龍案上散亂擺著幾封奏報，最上面一封，來自駐軍襄樊的湖廣總督盧象升。

　　這是盧象升在十日之內的第二封奏報，早前的第一封報告了闖將李自成率軍攻入鄖陽，將新任鄖陽巡撫宋祖舜圍于城內，大略四方。

　　宋祖舜是盧象升的繼任者，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朝廷之所以點了他做鄖陽巡撫，就是因為他知兵。

　　崇禎二年己巳之變勤王的時候，宋祖舜擔任參政，分守涼州道，那年甘肅勤王軍途中嘩變，殺了參將，瓜分行糧六千兩回師西北，把巡撫圍在蘭州，向西渡河，聲勢大壞。

　　被圍在蘭州城里的巡撫命人飛馬馳書，傳信命涼州道嚴防死守，城內士紳也堅定地站在朝廷這邊，做好了死守的打算。

　　畢竟甘肅那邊的士紳，成份就是退休的世襲武官，就沒怕事的，雙方勢同水火，一場大戰在甘肅東部的涼州道蓄勢待發。

　　但宋祖舜干了個神奇的事兒。

　　他力排眾議，告訴別人如果不讓叛兵進城，嚴防死守，堅拒之下事情肯定就壞了，他認為事情還要有挽回余地，決定跟叛軍溝通，讓他們晚點進城，以期將之解散。

　　事情干的很漂亮，不僅將嘩變軍隊解散，甚至還在解散前讓他們把沒花掉的五千兩行糧上繳入庫，刀槍火器也收回來了。

　　三寸舌解散叛兵，是厲害人物沒錯。

　　可惜這回，宋祖舜也要面對的是李自成，身后也沒有當年甘肅軍隊的支持…鄖陽府這個地方就沒兵，只能閉門死守，眼看治下慘遭殺掠。

　　崇禎本以為，盧象升在短短十日之間又發來奏報，想必是鄖陽府的事情有了轉機。

　　萬萬沒想到，不僅鄖陽沒有轉機，甚至情況還更壞了。

　　盧象升的第二封奏報，一來是告訴皇上，他已經以劣勢兵力跟李自成的流寇交手了。

　　十日轉戰千里，三戰三捷，砍了三千六百個腦袋，敵人卻越打越多，鄖陽府山區的山賊土寇加入戰場，漢江以南吃不上飯的老百姓，同樣也被煽動。

　　湖廣一省，兵力不濟，標兵四處游擊，如同揚湯止沸，援軍加入戰場迫在眉睫。

　　但這卻不是盧象升第二封奏報的重點，他的重點是，通過審問俘虜得知，跟隨李自成一同攻破武關進入湖廣的，還有一個巨寇張一川。

　　其實盧象升并不知道張一川是誰，過去也沒聽說過張一川的名號，但單憑其元帥府河南總兵官的官號，就足夠定性為巨寇了。

　　此時張一川并未隨李自成渡過漢江，而是轉掠漢江以北的南陽府。

　　盧象升意思，是提醒朝廷小心河南，別讓這個偽官真進了河南，最好能來個南北協剿，把這股勢同燎原的叛亂鎮壓下去。

　　盧象升是了解河南，他過去在大名當知府、兵備道，與河南比鄰，對那邊的情況有所耳聞。

　　所以他并不認為，張一川進了河南能猖狂得起來。

　　因為在大明，兩京一十三省刨了九邊，河南的軍事傳統能排進前三，這個省份的關鍵詞就一個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駐軍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說。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開封周王、南陽唐王、洛陽福王、彰德趙王、懷慶鄭王、汝寧崇王、禹州徽王、衛輝潞王，這些藩國幾乎把河南填滿了。

　　而每個王府，都有自己的儀衛，甚至還有護衛，盡管藩王衛軍是越來越缺斤短兩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裝力量也不容小覷。

　　駐軍多，是因為河南設立的衛所多，這也跟人多有關系。

　　民兵，則是河南的特色，因為比鄰鄖陽特區，自從明初就有嚴重的流民問題。

　　地方上士紳修筑堡寨自守，官員招募民兵護衛地方，后來在土木堡之后就成為了民兵輸出大省，戍衛邊關、填充京師營衛、編入本地衛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還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營為單位，成建制轉為正規營兵。

　　特殊的歷史環境和傳統，導致并沒有與邊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間既擁有非常龐大的儲備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鉆井機一樣榨油的藩國…這個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亂子。

　　外地來的賊，本地的衛軍、堡寨能攔住；本地的民間武裝作亂，影響力連十里八鄉都打出不去。

　　只不過有長必有短，河南的穩定程度非常高。

　　這就意味著大明軍事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總兵官。

　　總兵官因事而設，在天下諸地成為常設之官，是因為那些地方總有事。

　　河南沒事，沒有總兵。

　　如果說大明北方的陜西、山西、甘肅等地的軍隊，在戰爭中指揮不暢，問題往往來源于軍隊維持費太低。

　　各鎮風氣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糧，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總兵力超過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處調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導致看起來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軍隊，就真是散兵游勇。

　　盧象升這封奏疏，就是給中朝打個預防針，河南的軍隊不能直接上，得統一調派，需要時間動員才能形成戰斗力。

　　可這封信送到朝廷這兒的時候啊，在崇禎眼里完全不是這回事。

　　崇禎八年的河南，跟盧象升在大名時崇禎二年的河南，中間不僅隔著六年，還隔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事兒還得從三年前說起，那年以高迎祥為首的農民軍打穿山西，通過太行山進了北直隸，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鬧，被左良玉、鄧玘、張鳳儀等人聯合鎮壓，揍回山西。

　　正趕上黃河封凍，大股農民軍經黃河進了河南，再進陜西，直到躲到了劉承宗的元帥府旁邊做鄰居。

　　在這過程中，河南諸縣被兵，等流賊和官軍都過境西去，留下一地雞毛的河南卻并未恢復和平。

　　士紳修堡自守、土寇設寨聚眾，一個個堡寨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原腹地長了出來，互相攻殺，形勢反而更亂。

　　河南的特殊環境，旱災、蝗災、兵災并舉，情況甚至要比前兩年的陜西更加慘烈。

　　陜西的問題很簡單，沒有飯吃，跟首領走，找富戶搶，被官軍打。

　　河南就比較難搞了，這邊是各個堡寨都在互相打，因為河南有飯吃。

　　河南動亂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災。

　　由于河流灌溉資源豐富，同時平原耕地面積較大、農業產糧較多，單憑旱災很難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亂，更何況…從天啟年至今，河南僅在崇禎七年稍微旱了點兒。

　　這跟山西、陜西比起來，甚至算風調雨順。

　　實際上發生在崇禎五年、六年波及整個中原的兩次暴雨導致的水災，才是河南動亂的源頭。

　　當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殺，并非是崇禎頹然的原因。

　　讓他頹喪的真正緣故，是今年夏季發生了一件小事兒：山西解州的老鼠發了瘋，咬著尾巴連成串，一路向南渡過黃河，沖進了河南的靈寶縣。

　　瘟疫，也跟著它們，進了潼關。(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