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是宋哲宗趙煦親政之前的一個年號。
那時,趙煦因為年紀小,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臨朝聽政。
高滔滔為了加強她自己的統治,起用以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為首一眾保守派,全面廢除王安石變法,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
這一派,即所謂元祐黨人,又稱舊黨。
與元祐黨相對立的,是宋神宗元豐年間支持變法的一派,時人稱他們為元豐黨人,也稱新黨。
高滔滔去世,趙煦開始親政后,為了收回皇權,全面推翻了他恨之入骨的高滔滔實施的政策,啟用元豐黨人章惇為相,全面恢復變法新政,并嚴酷打擊元祐黨人,赫赫有名的蘇軾、蘇轍、黃庭堅等舊黨人士皆遭流放。
宋徽宗趙佶繼位之初,向太后垂簾聽政,曾啟用過元祐黨人攬權,使得舊黨之人又得以回到朝堂之上。
后來,向太后去世,元豐與元祐兩黨即新舊兩黨展開激烈的斗爭。
趙佶起初本想調和新舊兩派,使他們攜手共建大宋。
但后來,趙佶發現這根本就行不通。
經過一番抉擇,趙佶最終選擇新黨的杰出人才蔡京擔任宰相,將年號定為“崇寧”,意為推崇熙寧。
熙寧是宋神宗趙頊用了十年的一個年號,那十年是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時期,所以王安石變法也稱“熙寧變法”。
同時,那十年也是趙頊向西開邊的十年,趙頊將宋朝邊境向西推進了一千多公里。
趙佶使用“崇寧”這樣一個年號,很顯然是在以此表明他決心推行新法,繼續走他父皇趙頊開創的變法開邊之路。
蔡京自幼聰穎好學,胸懷大志,精力充沛,思維活躍,喜歡排場,善于交際,鋒芒畢露,敢于決斷,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舉止瀟灑,學識淵博,氣質卓越。他與弟弟蔡卞在東京太學讀書時,便以博學多才蜚聲校內外。
入仕之后,蔡京在崇文院校書、中書禮房習學公事、大理評事、權提點開封界諸縣鎮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崗位上得到歷練,他每一職都春風得意,如魚得水。
后來,蔡京擔任賀遼道宗生辰使出使遼國,他的才華和風度讓遼國君臣稱贊不已。
蔡京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國后不久,便晉升為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是皇帝身邊負責起草詔令的秘書官,參與決策與政務運作,屬于政府高級官員。
三十八歲時,蔡京便被趙頊委以重任,擔任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
開封府位居首都東京,乃“天下首府”。權知開封府,即統攬京城汴梁一應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地位顯赫,實權在握。
可以說,蔡京是一步一步從最底層爬起來的能臣,當時的很多大人物都認可蔡京的才華,很多人也都畏懼蔡京的才華。
這使得蔡京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起起伏伏。
趙佶任用蔡京為宰相之后,蔡京立即開始對元祐黨進行打擊,其力度之大,態度之堅決,手段之狠毒,可以說駭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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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從崇寧元年夏天到崇寧三年夏天,蔡京組織力量,花了兩年多時間,對元祐黨進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徹底大清洗,總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認定為元祐黨成員。
趙佶下詔:凡是屬于元祐黨籍之官員,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銜,而且不許元祐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舉。
蔡京請趙佶將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書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禮門外東壁之上,播告天下,“永為萬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錄用”。
這就是所謂“元佑黨人碑”。
蔡京還遵旨手書元祐黨人姓名,發至各州縣,要求各地仿照京師“立碑揚惡”。
蔡京對元祐黨及其政敵的無情打擊,可能包含有泄私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在為變法改革開辟道路清除障礙。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關鍵,蔡京的政治作風,一貫雷厲風行,有時候氣勢咄咄逼人,這讓趙佶感到很不舒服。
趙佶因此開始懷疑蔡京有專權之傾向。
對蔡京的強勢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滿,但苦于找不到攻擊的機會。
直到崇寧五年正月,機會終于來了。
當時,西方天空出現了一顆彗星,尾巴很長,橫亙于天際,每當夜里,照得皇城宮殿窗戶一片明亮。
如此天象,讓信奉道教的趙佶有些驚慌不安。
一些大臣便借機上書,說朝廷政策有闕失。
中書侍郎劉逵趁機勸趙佶毀掉元祐黨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變法舉措,并說:這樣天象就會正常,人間就會太平。
趙佶采納了劉逵的建議,一天半夜時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將東壁上的石刻全部毀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時,蔡京忽然發現石刻被毀,厲聲說:“石可毀,名不可滅!”
蔡京的激烈對抗態度,讓趙佶實在是無法容忍。
不久,蔡京罷相,李清照的公公趙挺之被任命為右仆射,劉逵繼續為中書侍郎,然后他們二人緊密配合,將蔡京推行的各項變法改革事業全部廢止。
朝廷內外又引起一場不小的震動。
可那時社會上開始廣泛流傳“三不可”之說,即“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
數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趙佶對趙挺之和劉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滿意,覺得他們兩個蠢貨除了會破壞以外,什么都不會,進而對罷免蔡京之舉有些后悔。
而且,客觀地講,蔡京主導的崇寧變法的確讓當時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政治上,舊黨勢力已得到清除,結束了蔓延幾十年的黨爭之禍,為社會經濟發展打下了政治基礎。
經濟上,重視農桑,鼓勵開荒,尤其是調節了茶、鹽、錢法等經濟政策,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
軍事上,大宋出兵十萬征西,收復青唐失地,鞏固邊防,提升了皇帝與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國際地位。
教育上,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學校教育網絡,以學校教育取代舊的科舉制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創舉,史稱“崇寧興學”。
民生上,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民生保障機構。居養院用于救助鰥寡孤獨者,安濟坊用于救濟有病而無錢治療者,漏澤園則是政府劃出地皮安葬那些無力舉喪的窮人。這不是慈善事業,這是惠及全民的一項民生工程,這在中國歷史上很有獨創性。
回過味來的趙佶,覺得他根本就離不開蔡京,于是又令蔡京復相了。
可趙佶依舊擔心蔡京專權架空他,進而在任用蔡京等新黨的同時,也大量任用舊黨,兩黨又開始爭斗起來。
到了宋欽宗趙桓登基,蔡京徹底離開朝堂,被打為六賊之首,再無人能壓制黨爭,新舊兩黨的爭斗全面爆發。
公平的說,趙桓之所以戰和不定,一直左右搖擺,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他在新舊兩黨的爭斗當中左右搖擺。
換而言之,新舊兩黨的黨爭,是促成靖康恥的原因之一。
秦檜所實施的商政,源自于新法(其中又加以一定的變化)。
這是典型的新黨思維。
因此,秦檜自然而然的就被劃進了新黨的范圍,自然就要遭到舊黨人士的打壓。
那些雪花一樣的彈劾秦檜的奏折,其實主要是舊黨人士在抨擊秦檜。
新黨人士見此,紛紛摩拳擦掌,準備予以還擊。
換而言之,隨著汴梁城解封,政治全面恢復,新舊兩黨的爭斗也開始抬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