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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3章 鯊魚和金魚

  朱勝非這些日子和葉少蘊在一起,兩人的家眷都在臨安,脾氣又相投,干完了公務,時間晚了便會一起吃個宵夜喝喝酒。

  酒壺一端起來,彼此說些什么更覺的推心置腹,少了些掩飾,多了些直來直去,既能暢快的交流,增進了彼此的了解,過后酒杯一推,說過什么又不必過分當真的死死記住,但目的達到了。

  此時朱勝非便對葉少蘊提示了他對朝政的擔心。

  老朱連嘆了兩三次之后,葉少蘊終于忍不住了,問道,“朱老兄你想說什么呢?不妨說一說,權當助酒。”

  朱勝非只說了四個字,“天眷大宅,”然后搖了搖頭,不往下說了。

  葉少蘊同樣回了兩個字,“位份。”

  六個字,說出了他們所擁戴的九哥皇帝陛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即便喝了不少酒,互不隔心的兩位朋友也只敢說到這樣的地步。

  胡少伋和程愚翁本是兩個性格和脾氣不怎么合轍的人,此時他們在臨安一起搞的小動作,瞞不了在建康的朱勝非和葉少蘊。

  也不知九哥皇帝陛下在建康有沒有耳聞,還是故作不知。

  也許康王側妃田春羅一來建康,把什么都對陛下講了,但陛下也不知是沒功夫還是有意的回避,好像心思沒在這上面。

  葉少蘊比朱勝非來的直,他不便提皇家的事,但提到胡少伋卻沒什么必要客氣,兩人同為六部尚書,字中又同有一個“少”字,但葉少蘊最瞧不起的便是這個胡少伋。

  他說,“姓胡的急著攢棺材本兒。”

  朱勝非道,“恐怕不僅僅是這個原因!金軍過江時,有多少官員寧死未屈以身殞了國,而這位胡公在建康偏偏被金軍捉了又放了,連個刺都沒扎!里面的細節擱不住人多想吧?或許對他而言,只有力促言和,或者做出屈膝言和的姿態對金人才算無害,才不會惹惱了金人,才沒有被金人揭出舊帳的危機!”

  葉少蘊沉默了一會兒才說,“這可真是個棘手的事兒,我只愿陛下早作打算。”

  朱勝非知道他已經不是在說刑部尚書了,便以同樣跳躍的思維說,“這才是大亂的根子,幸好臨安未建玄武門。”

  葉少蘊湊著身子低聲說,“陛下可不白給,中岳大軍都在江南了,兩個老朽之人又能掀出什么大浪!”

  又道,“只是不知這個張伯英靠不靠的住,偏偏他彈劾了牛皋!”

  朱勝哥笑一笑,對葉少蘊說,你不看看他是朝誰彈劾的?奏章可沒送到建康來,難道這不是陛下的授意?

  他有意說,張伯英府中是‘二魚’當家,大夫人是個念佛的擺設!

  老夫聽說,張伯英從汴梁收的兩個金國妾室,他都沒敢往臨安領,先是把她們放在了安吉,張伯英自己入的城,后來直接領著她們去湖北了。”

  葉少蘊說,“更不要說還有‘小魚’在臨安,別看這個‘二魚’在家中溫和可人,但露露牙齒老夫敢說她立刻能變成鯊魚!這兩條小金魚張伯英當然得嚴嚴的揣著、不敢讓她們在鯊魚眼前露頭了!”

  兩人哈哈大笑,相攜而去。

  在他們走后,趙構從袖子里摸出葉少蘊的奏章,時間有些晚了,內室里一個側妃三個婉儀也不知道睡了沒有,趙構重又坐下來,仔細的看那份奏章。

  奏章里說:“臣翻檢舊歷,諸州府歲用公錢本來皆有定例,例如福州,國初時福州府歲用的公錢僅僅才五百貫,到神宗帝熙寧五年時已增至二千貫…”

  葉少蘊說,至今年此時,福州守臣奏請升級為帥府,需要增置官屬,歲用不夠,陛下亦曾有旨意,同意每年多給福州留錢一千貫。

  趙構恍惚的記起了此事,好像是有過。

  當時忙忙叨叨,趙構認為不過多給福州加了一千貫而已,總計每年不過三千貫,此時再看到,就連趙構都不信,三千貫能維持福州龐大的機構運作。

  果然,葉少蘊接下來講道:臣略略復核福州近年的支費,每年大概實際用錢七萬余貫,超過了每年三千貫的額定數目二十余倍,大多是州內自行取撥,全然沒有限制。

  臣與朱相算過細帳,并以此事暗暗詢訪諸郡,事體大略相同,區別也只是看當地守臣之賢否、花用之奢豐與簡約,才有些多寡的出入…而祖宗之法制皆蕩然無存矣①!

  趙構看的心急火燎,七萬余貫和三千貫,福州還算是大后方,升什么帥府。

  他重重的猛錘了一下桌案,“咚!”的一聲,有心立刻派員下去到福州,看一看他到底升沒升帥府,還是又擬出個并不存在的花名冊上報糊弄!

  但是他沒精力關注后方,再說只要一派大員下去,指不定又掀起什么大浪來。

  祖宗之法蕩然無存!而有些人還在念念有辭的說著“祖宗之法”!

  祖宗的牌位都丟過了兩三回,他們還在不停的一邊說著祖宗之法,一邊要錢要糧要編制!

  葉少蘊所說的“諸郡事體大略相同”絕非夸張之辭。

  他在奏章中說,“有田則有租,此乃古之法也,而今日之民間,特別以重租為苦,朝廷取之以供軍,州縣沒有盈余也,州縣既無盈余,則無法支付本州本縣官吏的差俸、無法養兵,一旦朝廷發下另差,州縣哪里來的多余錢款承辦?沒有多余的錢款則不免于正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于民。”

  趙構剛剛交待葉少蘊和朱勝非,讓他們往下發旨意,禁絕朝廷給州府的無益差辦,這只是做到了一方面。

  解決財政困難,不外乎增收和節支兩個方面而已,古今皆然。

  問題在于,大宋立國以來在財政上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地方州縣并無提高租額、增立稅名之權。有關賦稅的各個方面,朝廷都制訂有詳盡條法來約束州縣,使其不得擅權。

  然而“別作名色,巧取于民”的事依然日日在做著,如此的法外科斂,名目繁多,其范圍之廣難以盡舉,但葉少蘊還是羅列了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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