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4章 大時代下的農民選擇(3)

　　當準備聽彩虹屁的時候聽到“罵聲”一片，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

　　看著一臉愕然的賀明哲等人，齊政還算淡定，身邊的助理魏明卻忍不住笑了。

　　“個體觀察不能代表總體。”引來注目后，魏明收斂笑容，輕聲解釋道：“個別人的觀察是有偏差的。總體上來說，規模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更高。大規模種植是商業邏輯，不是小農經濟的邏輯。小農戶精耕細作是以犧牲勞動力成本為代價的，經濟上并不合算，如果合算的話，所有人都會精耕細作了。”

　　他算是站在整體的高度說了句大實話。

　　普通農戶的精耕細作單產一定會高？也許在老農個體心中，這是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全世界的經驗證明，如果小農更有效率，那么農業規模化就不可能成為趨勢。

　　站在他們這個高度上，看問題當然要更全面。總的來說，單產的高低取決于多種因素，比如生產管理、生產技術、作物品種等等，與種植規模的大小沒有必然關聯，比如，美國都是特大規模種植，他們的玉米單產卻比我國要高70，而越南都是小農戶，他們的稻谷單產卻比我國低。

　　張司長配合的嘆氣道：“規模化是我國農業的發展方向，這個一定要肯定和堅持。但規模農業經營主體的全員生產效率有高有低，也確實是一個問題。”

　　他倒是有些理解趙老漢吐槽規模種植戶的心情。

　　這些年，拋開嘉谷不說，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推進農業規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相反，正如老農所說，部分規模種植戶種植的大田作物無論是單產還是質量都不比普通農戶。

　　問題主要在用工和管理上。種植規模超過幾百畝甚至1000畝，經營主體自己肯定忙不過來，一定要雇傭工人，很多還要雇傭管理人員。

　　但是，有些農民在自己田里干活時非常認真，而給雇主做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如，有的雇工拔草不拔根，第一天拔了，過幾天又長出來了；有的雇工施肥時為了減輕身上的負荷，在前半段故意將肥料撒得多一些，而在后半段則撒得少，導致肥力分布不均。由于農業的特異性，雇主或代理人很難對雇工實行量化監督和考核。何況，有的代理人與雇主的利益存在差異，有時對于雇工“磨洋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要不然中央在引導發展規模農業的意見中，也不會一再強調“適度”二字了。畢竟，管理好幾個人和管理好幾十個人，難度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的。

　　張司長繼而笑道：“從這個角度看，嘉谷能不斷突破邊界，當真是個奇跡了。”

　　齊政輕輕咳嗽一聲：“奇跡實在稱不上，嘉谷也是一步步試錯過來的…”

　　人們往往只見眼前風光，不見背后挨打。

　　嘉谷系合作社難道真的是一帆風順過來的嗎？

　　并不然。

　　其他人規模種植探索路上碰到的所有問題，嘉谷都經歷過不止一遍。

　　譬如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結，讓農民不愿把土地流轉出去，更不愿長期流轉。如果是村里的還好，大家都認識，農民敢大膽流轉土地；但外來的嘉谷，在很多地方剛起步時承包土地只能一年一簽或兩年一簽。經營期越短，嘉谷越無法規劃跨年度的種植計劃。

　　又譬如推廣種植的農作物，如果是原本種植的莊稼品種還好，如果弄了新品種，農民因為各種怕風險，需要溝通一次又一次，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

　　更譬如，嘉谷順利推廣了經濟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后，當地農民抱怨嘉谷的要求又高又多，從而反悔想自己干的例子，也沒少見。

　　當然，沒良心的人還是少數。但這一輪輪試錯下來，成本是實實在在花出去的，換一家企業來，弄不好已經傷筋動骨了。

　　張司長心有同感道：“變革嘛，從來就不是請客吃飯。”

　　說著還意有所指地瞥了賀明哲一眼。

　　齊政同樣用眼睛的余光掃了一下瞪大眼睛的賀明哲。

　　其實，齊政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農業適度規模化在國內已經達成共識，但在討論是否應該“農業資本化”的時候，各種意見和爭論都有。而作為大眾眼中“農業資本化”的代表，嘉谷在風光的同時也被視作一個靶子。

　　今時今日中國農業顯然已走到一個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一定程度上講也決定著中國這個國度能否順利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跨越。

　　在這個關頭，多的是人把嘉谷視作是突破口。你嘉谷再牛又怎樣，人家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以后沒有機會得罪人。如果能用充足的論證將嘉谷的路線駁斥成渣，就能踩著這顆在農業經濟領域冉冉升起的超級新星飛升了。

　　因為哪怕進化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大多數人的思維還是非此即彼的。當他們的屁股選擇歪在農民一方，對資本的看法就只剩下“控制”、“剝削”和“侵占”諸如此類的詞了。

　　幾乎所有的涉農企業都表示希望能夠發展自己的生產基地。這種愿望并不奇怪，因為生產基地可以幫助他們穩定和控制生產。但在國內能獲得的可耕荒地有限的情況下，農民手里的耕地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而在資本沖擊下“瑟瑟發抖”的小農，是多么的弱勢啊！

　　盡管開頭有些出乎意料，剛剛貌似還被人內涵了，但賀明哲不改初衷——老農們的不滿，不正是他想要的答案嗎？

　　趙老漢才不管拉著他說話的人是什么身份，他都快六十歲了，還不知道能活幾天，自然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我一直耕種自己的2畝多地，老實說，是不愿意將土地交給合作社的。但村長說其他村民都同意了，如果我不同意，合作社就建不起來了，你說說，我還能擋著所有人的路嗎？唉…”

　　其他老農也七嘴八舌的聲討起來。

　　“是啊，雖然合作社種的還是糧食，但聽說最后都會賣出去。我就擔心一旦遇到天災，家里就沒存糧吃了。何況這土地交出去容易，還能不能拿回來，還不好說呢？”

　　“還有，合作社這要求忒多了，管這管那的，要是最后收成不好，算誰的？咱們不怕白做工，就怕瞎搞影響收成…”

　　賀明哲越聽眼睛越亮，表面上似乎保持平靜的模樣，只有怦怦直跳的心神，說明了他的激動。

　　他清清嗓子，鄭重道：“鄉親們，我們是從中央下來的。中央一再要求地方搞合作社要堅持農民自愿、不能搞強迫命令、保護農民權益，如果你們真的不愿意參加合作社，我會為大家做主的。”

　　幾位被問話的老農瞬間一靜。“中央”二字，不管什么時候都是很有震懾力的。

　　半晌，趙老漢才小聲道：“領導，這就不用了…”

　　賀明哲溫聲安慰道：“您不用怕，沒有人能強迫大家參加合作社，還有委屈也不怕說出來。”

　　趙老漢期期艾艾道：“咳，其實吧，也不算強迫，最后我也是同意了的。”

　　“哈？”

　　“其他合作社是不靠譜，但聽說嘉谷合作社還是搞得很好的。我也想每年都能拿穩定的分紅…”

　　其他老農也是七嘴八舌地接話，只不過這次完全換了口吻。

　　“老趙說的沒錯，跟土地打了大半輩子交道，要說就離開了土地，還真的不知道能做啥了。你看我們這里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身體都不是那么好了，打工沒人要，也沒有辦法適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合作社還是不錯的，愿意繼續雇用我們，除了分紅外還能拿一份基本工資，活兒還輕松了…”

　　現在工廠招人一般都是50歲以下，但是，就耕田種地的農民這個職業來說，50歲正是人生的“淬金”年齡。這個年齡段的農民，不管是人情世故，還是農作物耕種，他們的經歷就是一本百科全書。

　　因此，在各地的嘉谷系合作社中，很大一部分身體沒那么硬朗的老農，因為他們豐富的耕田經驗，往往會成為合作社查漏補缺的“監督員”。

　　別的不說，在他們的監工下，如果有社員敢“磨洋工”，這些老農能將其罵的狗血淋頭。

　　換言之，在土地規模化生產的情況下，社會化服務會越來越完善，農民務農的年限事實上是被延長了。趙老漢們雖然說不出來，但心里是約莫有數的。

　　最后，趙老漢給出了直擊靈魂的一個答案：“我們都老了，光靠我們這些老人是不行的，以后種糧不能沒有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有本事的，都在城市打工，對農業知道得很少，不要說讓他們種田，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連田埂都沒走過幾回。嘉谷搞的合作社，能把年輕人招回來，就是這一點，我們也希望合作社能成事…”

　　賀明哲傻眼了，是真的傻眼了。

　　以他的眼光，不難發現老鄉們是真心實意的。

　　所以，你老人家跟我說，你罵人不是為了罵人，而是“打是親罵是愛”？

　　換誰不傻眼啊？

　　打臉事小，被“欺騙”的感情才是大頭。

　　關鍵是，著眼全局，賀明哲發現換做是他，貌似也會選擇擁護嘉谷合作社…吧。

　　大部分時間選擇旁觀的張司長看著賀明哲半黑的臉色，嘆了口氣，對齊政道：“齊董，不好意思，小賀還是年輕人，急躁了些…您多擔待。”

　　說到后面，有些說不下去了。自從研究了嘉谷的檔案，他一直沒有將齊政當作是年輕人，但是，面對面的說話，齊政怎么看怎么年輕…讓他的內心也略感怪異。

　　“我也經常下到一線考察，多看看多聽聽，總能找到不足的。”齊政不動聲色的將話題岔開了，他是真心不將賀明哲的小心機放在眼里。

　　張司長理解的一笑，同時略帶同情地瞥了賀明哲一眼。

　　任爾再有背景，有些信息不到一定的層級就無法提前領悟，這不，踢板了吧？

　　嘉谷系合作社在推進過程中，會不會忽視部分農民的意愿？會不會有農民對此不滿？

　　他可以肯定地說，有！

　　但那又怎樣？嘉谷沒有刻意掩飾，國家也沒有刻意調查。

　　變革路上，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而且，國家之所以默認嘉谷系合作社突破規模邊界，你以為單純是因為嘉谷有錢有人有技術？

　　不，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嘉谷系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模式！

　　如果是一般的種糧大戶，從農民手中流轉土地，農民自身能得到的就是一點租金，土地所有產出幾乎都歸種糧大戶所有。

　　應該說，這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所以也是被鼓勵的。

　　但這種鼓勵是有邊界的——“適度”二字還記得嗎？

　　回到嘉谷系合作社，雖然都掛著“嘉谷”的名頭，本質卻是不折不扣的集體經濟。

　　國家的深度調查顯示，在整個嘉谷系合作社經營的財務上，把農民提供土地、嘉谷提供農資及技術和合作社提供組織生產算在一塊，按三個主體分配。大概來說，凈值里面，提供土地的農民能分70，嘉谷分20，合作社分10。

　　看懂了嗎？

　　嘉谷系合作社不僅僅是提高了生產效率，還變成了農民的社會保障資源——不管農戶在別的地方是掙錢還是虧本兒，這合作社里的分紅都是農戶穩定的收入。這對于農村穩定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了。

　　說穿了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但如果你透過現象看本質，就知道其幾乎不可復制的原因了——首先你要保證合作社70的分成不能低于農民自個種植所得，否則，就算你按著頭也不見得有這么多農民答應合作；其次，你要將獲得支配權的農產品，產生足夠的附加值，起碼要能養活你的公司，形成良性循環；再然后…好吧，不用然后了，就上述兩環，已經足夠所有人撓頭了。

　　國家都不敢保證，讓嘉谷重來一次，還能不能復制同樣的模式。天時、地利，還有爆棚的運氣…缺了其中任意一環，嘉谷可能就不是嘉谷了。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農民的選擇了。

　　因為，這同時也是時代的選擇，是國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