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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一章 泰戈爾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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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郵輪,泰戈爾對歡迎他的人發表了一番感言:“朋友們,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全文字閱讀”

  而后,他就在徐至摩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靜安寺路的滄州別墅休息。

  滄州別墅在上海租界算是高檔的住宅公寓,這是商務印書館的安排,泰戈爾一行人住在23號和24號房間。

  林子軒沒有跟上去,而是和《時代周刊》的記者離開了。

  這位西方記者拿到了想要的新聞素材,準備離開上海,前往北平訪問吳佩浮。

  這才是他中國之行的主要任務。

  在這個時代的西方人眼中,打敗了張座霖的吳佩浮是最有可能統一中國的強勢人物,是這個古老國家的最強者。

  對于這種說法,林子軒只是笑笑,不發表意見。

  你們這些西方人怎么會知道中國政局的變幻莫測,云詭波譎。

  他把這位記者送上火車,隨后返回家中。

  他的接待任務基本上完成了,最多是明天聽聽泰戈爾的演講,象征性的交流一番,再把泰戈爾送往北平,就是這么簡單。

  在滄州別墅內,泰戈爾一行六人安頓下來。

  他這次訪問中國,率領著國際大學教授、梵文學者沈莫漢,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現代孟加拉畫派大畫家南達拉波斯等人。

  他不僅想和中國的學者進行文化上的交流,還提出了一個“亞細亞”文化的概念。

  也就是亞洲文化,在這個時代亞洲被稱為“亞細亞洲”或者“遠東地區”。

  泰戈爾認為西方文明瀕臨破產,只有東方文化才能拯救人類的文明,所以,印度、中國和日本三個亞洲國家應該聯合起來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

  他意識到了西方文化對于東方文化的破壞。

  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文化,拋棄了本國的傳統,長此以往,這個國家就會被西方同化,沒有自己的文化可言。

  他在1918年訪問美國的時候舉行了一場《什么是藝術?》的演講。

  他宣稱:“東方藝術的偉大與瑰麗。特別是在日本和中國,就在于那里的藝術家們看到了事物的靈魂,并且相信它。”

  泰戈爾想和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的頂尖學者交流,推行他的“亞洲文化”理念。

  或許因為信息閉塞的緣故。他對于中國文化界的真實現狀不是太了解,不知道此刻的中國正處在提倡復制和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文化的熱潮。

  很多人認為只要學習了西方的一切,中國就會變得更為強大。

  休息了一會,泰戈爾記起了在郵輪上和他握手的林子軒。

  他經常在歐美進行訪問講學,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亞洲人。所以他對林子軒被美國記者專訪很是好奇,便找徐至摩打聽。

  徐至摩作為詩人,見到泰戈爾后一直很激動,就像是后世的小粉絲見到天皇巨星一樣。

  對于泰戈爾的詢問,他自然是知無不言。

  他還把林子軒的幾篇詩歌用英文朗誦了出來,不得不說,英文版本的詩歌缺少了東方語言的神韻,聽起來并不怎么樣。

  泰戈爾在意的是林子軒寫了在美國暢銷的小說。

  只可惜寫的都是以美國為背景的故事,并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學,但這也說明了林子軒對于西方社會的了解。

  而且。林子軒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不低,或許會理解他的主張。

  他覺得可以和那位年輕人好好談一談。

  下午五點鐘,泰戈爾在徐至摩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位于上海西南的龍華賞花。

  那里有龍華寺、龍華塔等名勝,附近農家多種植桃花,風景絕佳。

  第二天下午,泰戈爾先到閘北一家寺院出席印度人為他舉辦的歡迎會。

  隨后,由上海自治學院、講學社、中國公學、文學研究會等四個團體發起,在公共租界的慕爾鳴路37號張軍勱的住所舉行歡迎泰戈爾的茶話會。

  這次活動安排在室外舉行。

  在張宅的草坪上,正中央安置了一張紅絨沙發。這是泰戈爾的位置,其他來賓坐在前排的凳子上,因為又來了不少學生,沒有足夠的位置。只得坐在草地上。

  泰戈爾進行了來到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講。

  晚上的時候,徐至摩把林子軒帶到了滄州別墅,和泰戈爾進行了半個小時的交談。

  泰戈爾在交談中推銷自己的主張,談了他對于東方文化的看法,認為只有復興東方文化,像是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古國才有出路。一味的模仿西方社會不會成功。

  林子軒歡迎泰戈爾的到來。

  只是他很想告訴這位印度詩人在目前中國這種大環境下,這種主張注定會遭到冷遇。

  就算是梁啟朝和徐至摩也只是借助泰戈爾為自己造勢,而不是真的就相信他的主張。

  兩人的交談不是很順利。

  林子軒重視東方的傳統文化,卻不愿意為泰戈爾的主張搖旗吶喊。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一個較為扭曲的觀點是宣傳傳統文化就是開歷史倒車,會受到批判。

  如果林子軒不遺余力的鼓吹泰戈爾的東方文化復興,肯定會吸引批評者的火力,泰戈爾可以回到印度去,他還要留在中國繼續生活。

  “又一個信奉西方思想的青年。”林子軒走后,泰戈爾頗為失望的說道。

  接下來,徐至摩帶著泰戈爾前往杭州游覽西湖美景。

  從杭州回到上海后,4月18日下午,商務印書館、《申報》等機構,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會議室,為泰戈爾舉行盛大的歡迎會。

  泰戈爾身著黑色長袍,戴著紅帽,走了出來進行演說。

  他演說的內容不是詩歌,而是《東方文明的危機》。

  他為上海的工業文明和城市化擔憂,他認為,在上海,由于西方物質文明的引入,已經看不到絲毫的中國文化精神。

  演講結束,眾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館設宴,宴請泰戈爾。

  功德林素菜館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素菜館,很多社會名流迎來送往都會選在功德林。

  宴后有代表為泰戈爾演唱了京劇,彈奏了古琴。

  忙碌了一天,半夜十二點,泰戈爾結束了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前往上海招商局碼頭,踏上了北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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