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推原論始
西藏本土，目下雖然尚不具備大規模“改土歸流”的條件，但關卓凡并未輕輕放過。熱振、夏扎之爭，以及這場政爭衍生出來的貝丹頓珠之亂，帶來了天賜良機，他要以此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為日后全面“改土歸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說熱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動刀兵，自相攻殺，蒙蔽上聰，行跡狂悖”，“致啟貝丹頓珠之亂”。對了，瞻對之亂也是這個貝丹頓珠折騰出來的，推原論始，什么禍都是你夏扎闖的！
上諭中說，為儆效尤，敕奪夏某生前爵銜和身后榮名，夏扎的整個家族，被一腳從貴族的隊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這個冤哪。
說他“擅動刀兵，自相攻殺”，并不算冤枉他。當時的駐藏大臣滿慶，雖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責了熱振，但并未批準夏扎動用武力，攻打熱振。可是，夏扎的這個攝政，是經過滿慶的奏請，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動刀兵，自相攻殺”于前，取熱振的攝政而代之于后，則等于朝廷默認了他的“擅動刀兵，自相攻殺”，怎么事過境遷，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為你“蒙蔽上聰”，朝廷才做出了錯誤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聰”，朝廷就把自己的責任摘得干干凈凈，什么鑊都由夏扎來背了。
處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這個，上邊兒明明有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呀，下邊兒的人怎么還是這么自把自為，乃至胡作非為呢？
順理成章得出結論：西藏現行的官制存在重大問題！
西藏現行的官制，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制度，達賴喇嘛高高在上，既為宗教領袖，也是政府首腦。具體政務，由噶廈政府秉承達賴喇嘛之命實行。噶廈政府設四噶倫。一僧三俗，名義上地位平等，但僧噶倫為首席噶倫，實際權力。要大于三個俗噶倫。
達賴喇嘛的傳繼，行“靈童轉世”制度，從幼年“坐床”到成年“親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這段時期。擇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攝政”，位居噶廈政府之上，代替達賴喇嘛執政。攝政非常設職銜，一俟達賴喇嘛親政，攝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開始就實行這種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碩特統治西藏時期，一切行政權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達賴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務；準噶爾襲殺拉藏汗，取和碩特而代之，情形依舊：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權力。達賴喇嘛局促于教務一隅。
朝廷大軍入藏，驅逐了準噶爾，設駐藏大臣，開始正式對西藏行使行政權。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驅準之戰冇中的“有功藏人”來治理西藏，代表人物為頗羅鼐。此人在驅準之戰冇中脫穎而出冇，由一個小稅吏一躍而為“一等臺吉”，然后一路固山貝子、貝勒、多羅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總攬西藏地方大權。
這個時期，達賴喇嘛依舊只能管理教務，不能插手政事。為防達賴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還把達賴喇嘛之父詔傳至京。給了個“輔國公”的銜頭，請他在北京安生呆著，沒啥事兒就甭回西藏去了。
頗羅鼐對朝廷“克盡忠誠，實心效力”，當政期間，西藏地方無事。民人安居樂業，前后凡二十年。
頗羅鼐表現不錯，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遺愿，準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爵，繼續總理藏政。
這下子麻煩來了。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臺之后，胡作非為，先是殺兄逐侄，構釁達賴喇嘛，繼之自立名號，阻斷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準噶爾勾搭在一起——他老爸當年可是靠打準噶爾起家的。
得到準噶爾發兵支援的承諾后，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決定跟朝廷翻臉，他布置兵馬，打算屠盡駐藏大臣以下客軍客民。
危急關頭，駐藏大臣傅清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誘至駐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腦袋。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縱火，圍攻駐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戰殉國。
傅清、拉布敦雖然死義，但叛軍群龍無首，很快便被朝廷鎮壓下去，沒有釀成全藏范圍的大亂。
事后，高宗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再不能給某個藏人以統管全藏的權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遠，時日一長，不論是誰，都會驕狂難制、蓄萌逆志。
嗯，那該怎么辦呢？
好吧，放達賴喇嘛出來吧。
高宗的算盤是，名義上，把最高行政權力交給達賴喇嘛，但實際政務，由下面的噶廈政府處理，這樣，達賴喇嘛其實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權力。噶廈政府呢，只有辦事權，沒有最后的決定權，一僧三俗的四個噶倫，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個噶倫的權力都是有限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達賴喇嘛首次獲授權參政。
應該說，高宗的設計，頗為精巧，甚至頗有一點后世之“虛君”的意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藏確實無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這個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雖不生大亂，但政局卻長期動蕩不安。
攝政和噶廈、噶倫和噶倫，誰也不服誰，勾心斗角，爭權奪利，下絆子，打黑槍，直至撕破臉皮，大打出手。
熱振和夏扎之爭，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噶倫地位平等，相互不服氣好理解，攝政和噶廈，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這是因為，攝政上任之前，都是某大寺的“堪布”——即主持，都沒有什么行政經驗，噶廈政府的噶倫，卻個個政務精熟，對新官上任的攝政，難免看不上眼。既然輕視，便不會服氣：昨兒你還在我們下頭，今兒就爬到我們上頭來了，人五人六的，憑什么？
達賴喇嘛由“靈童坐床”至“成年親政”的“空窗期”，偏偏又特別之長，攝政和噶廈，乃有足夠的時間，你來我往，你爭我奪，整個西藏的政局，便沒完沒了地搖搖晃晃。
犧牲品不止西藏的政局，還包括達賴喇嘛本人。
不論攝政還是噶倫，權力掌握既久，交出去的時候，就不那么痛快了。
九世達賴喇嘛十一歲亡故，沒活到親政。
十世達賴喇嘛親政第四年亡故，年僅二十二歲。
十一世達賴喇嘛親政當年亡故，年僅十八歲。
這幾位達賴喇嘛，死的都不明不白。
十二世達賴喇嘛現在六歲，他未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算一算，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以來，七世達賴喇嘛至十一世達賴喇嘛，攝政執政的時間，比達賴喇嘛親政的時間，要長得多。
政局不穩，對西藏也好，對朝廷也好，自然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對于朝廷來說，在某個層面上，也能夠從這種混亂中得到某種收益：西藏上層，光顧著爭權奪利，沒空兒來動朝廷的腦筋了。
分而治之嘛。
可是，《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冇帶來的第二個副作用，對于朝廷來說，就絕對不是什么好事了。
達賴喇嘛掌政，西藏政教分離的政治格局被徹底打破了，宗教勢力迅速膨脹，西藏的政治體制很快變成了政教合一。
一僧三俗的四噶倫，名義上地位平等，但僧噶倫作為黃教寺院集團的代表，排名第一，是為首席噶倫，實際的權力和影響力，超過三個俗噶倫。
比噶倫地位更高的攝政，百分百出自于黃教寺院的高僧大德。
“拉薩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的“堪布”，例行參加噶廈政府的擴大會議，直接參預政事，與聞大計。可以說，這三大寺的“堪布”，算是噶廈政府的“編外噶倫”，寺院集團的主張和意志，通過這種手段，可以得到直接的實現和貫徹。
“三大寺”都擁有大面積的直轄領地，“堪布”可直接向所轄地區派遣各級官吏，權力等同噶廈政府所派同級官吏。
非但如此，法條明確規定，寺廟和百姓發生糾紛，由寺廟自理；寺廟判決的案件，和政府判決的案件，有同等法律效力。
就是說，寺廟擁有超越和凌駕政府的“治外法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許多官員其實都是僧人出身，或者取得了僧籍，或者畢業于僧官學校。
許多黃教寺院的高僧，在政府中“掛職”或擁有名譽職位。
更不必說，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與日俱增，直至與神祗無異。
當時的朝廷，并不能充分意識到政教合一的危害性，利用密宗統治藏、蒙，本來就是國策，清朝的皇室自身，和密宗也有密切聯系。后宮普遍崇佛就不說了，就是皇帝，也多有同密宗瓜葛甚深的。
世宗信佛，高宗有自己的“上師”，事實上，這位名叫章嘉若必多吉的“上師”，是說動高宗準許達賴參政的重要幕后推手。
但政教合一的危害性，來自于二十一世紀的關卓凡，是清清楚楚的。
好吧，面對西藏官制現狀，我該如何著手改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