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9月17日,大清帝國光緒20年甲午年農歷八月十八日大東溝 經過一夜的緊張忙碌,銘軍的8個營共四千人已經全都登陸完畢。早上七點,旗艦定遠上,管帶劉步蟾請示提督丁汝昌是否掛出龍旗準備返航,在得到丁汝昌同意后,旗艦定遠號掛出了龍旗開始返航,同時進行上午訓練。
當北洋艦隊演習常操的時候,日本聯合艦隊的12艘軍艦,也正在向大東溝方向搜索敵艦,并在航行中進行訓練。
11點時,定遠艦右翼中營游擊李鼎新突然發現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幾簇黑煙,于是大聲通報。
丁汝昌登上甲板用望遠鏡眺望,發現是日本聯合艦隊。于是立即下令各艦升火、實彈準備,并做好接敵準備。頓時,戰斗喇叭長鳴,響徹整個操練海域。各艦在接到命令后立刻著手準備戰斗,頓時煙囪吐出濃煙,各艦相繼進入戰斗狀態。
由于前不久的豐島海戰,日艦火力兇猛一事已經通報給了整個水師官兵,出于未雨綢繆,丁汝昌又將他那套陸軍打法搬了上來。于是各艦與戰斗無關的木器、索具、玻璃等物品,全部扔掉。各艦沿艙面要害部位周圍堆積沙袋,用以阻隔炮彈,窗戶與防水門全部鎖死。所有乘員全部進入戰斗位置。
這時旗艦管帶右翼總兵劉步蟾上前說道:“丁大人,我北洋各艦在旅順并未能補充可與日艦對敵的開花炮彈,而從威海衛出發時也因航速過慢未攜帶大批開花炮彈,若是與日本聯合艦隊主力遭遇,后果堪憂啊!”
“子香不必過于擔憂,我觀日艦此次前來的只有三四艘快船,必不會上前與我北洋主力交戰,就算日本艦隊主力前來,以我定鎮二艦之威力,量其也會畏懼。”丁汝昌不慌不忙的說道。
然后,丁汝昌同北洋水師總教習洋員漢納根、泰萊(WilliamFerdinandTyler,原是英國海軍下級軍官,一八九四年加入北洋艦隊,擔任北洋水師總教習洋員漢納根的顧問兼秘書,并為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號的副管帶)一起登上天橋觀察日艦。眾人商量后覺得不可掉以輕心,為了發揮各艦艦首主炮的威力,于是下令把陣形改為犄角雁行小隊陣。這樣以來可以發揮全艦火力。
“由于日艦火力和船速都比我們快,全艦隊一定要集合到一起,不要被敵人沖散!只要我們抱成團,日艦也拿我們沒有辦法!”丁汝昌對眾人說道。
具體分隊情況是:旗艦定遠和鎮遠兩艘巨艦居中,為第一隊;致遠、靖遠為第二隊在左;經遠、來遠為第三隊居右;濟遠、廣甲為第四隊在左,超勇、揚威為第五隊在右。由于兩翼的第四、第五小隊艦速較慢,所以變陣后的艦隊形成一個扁字形。
這時,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號先發現兩縷黑煙,接著就在望遠鏡里看到了更多的煙柱。于是艦長河原要一立刻判斷為北洋艦隊主力,同時向本隊發出信號“東北方向發現四艘以上敵艦,初步判斷為清國北洋水師主力!請司令官伊東佑亨閣下決斷!”。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見到信號,立即傳令改為魚貫縱陣。于是,第一游擊隊居前,本隊六艦繼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隊左側,作為非戰斗行列。
雙方艦隊距離越來越近,在日本軍艦上用望遠鏡已經能清楚地看到,中國軍艦上官兵已經全部進入戰斗狀態。
此時伊東佑亨見到北洋艦隊的陣形,決定避開定遠和鎮遠兩艘巨艦,以快速的第一游擊隊先攻擊敵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駛在一字陣前部的第一游擊隊加速向右轉舵,漸漸地與本隊拉開了距離。
此時定遠艦天橋上的丁汝昌、漢納根和泰萊分別從望遠鏡里看見日艦隊主力12艘軍艦,均露出緊張的神色。
這是秘書泰萊分析道:“從日本艦隊的航向、攻擊企圖等看,日艦似欲橫越吾等之前,而攻最弱之翼,即右翼。所以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是為上策!”
丁汝昌和漢納跟覺得泰萊的分析很正確,于是采納。由于丁汝昌不懂海戰指揮,所以自己留在天橋繼續觀察,漢納跟和泰萊前往劉步蟾處傳達命令。
然而,當定遠艦發出命令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的訊號后,泰萊站到了□望塔的入口處,催促劉步蟾下令向左轉舵。
然而此時日艦已進入定遠主炮射擊范圍內,只有6000米左右了,原本就膽小的劉步蟾,此刻極度的害怕。竟然沒有聽到泰萊的命令,而是哆嗦的不停。于是漢納跟讓他先回船艙呆一會兒。
見劉步蟾慌張的進了船艙,二人相視無奈,于是泰萊返回天橋報告丁汝昌。一會兒,劉步蟾出了船艙,可能是自己都感覺到了丟人,這時卻鎮定了許多。
然而這時正炮弁孫景仁報告說敵艦已經進入主炮射程,劉步蟾下意識的出口命令道:
“開炮!”
于是在中午12點50分時,雙方艦隊接近至5300米時,北洋艦隊旗艦定遠首先開炮。
然而此時丁汝昌和泰萊正在天橋上,巨大的主炮后坐力直接將天橋震塌,使二人受重傷。
據高千穗艦記載:“定遠的炮座吐出一團白煙,轟然一聲巨響,其30公分半的巨彈沖開煙霧,飛過日艦頭頂,落在駛在最前面的吉野艦側100米處,海水頓時騰高數丈。”定遠的第一炮,也是全隊發動進攻的信號,“是為黃海海戰第一炮聲,蓋此炮聲喚起三軍士氣也。”[橋本海關:《清日戰爭實記》]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載:當定遠艦發出命令各艦向右移轉四十五度的訊號后,泰萊站到了□望塔的入口處,催促劉步蟾下令向左轉舵,劉陽奉陰違。泰萊怒不可遏,“奔赴丁提督所”,“旋巨聲轟發,蓋已令發十□炮,而丁與余方立于飛橋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橋之名甚佳,以其竟飛,而丁與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提督與予立于十時炮上飛橋,劉總兵不能不見,乃忽于此時開炮,此事后來如何解釋,予絕不知之,亦絕不聞論及之”。
《東方兵事紀略》載:“是役也,德員漢納根予戰事,偕汝昌駐定遠艦,…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管帶總兵劉步蟾聞戰惶懼,漢納根勸入艙避,旋色定復出,亦能始終戰事。”
丁汝昌在給李鴻章的海戰報告中,關于劉步蟾盲目發炮問題只字未提,諱莫如深,但其它人的著作卻有所揭露。
伊東佑亨的奏報載:“零時五十分,距敵約五、六千米,敵方先向我第一游擊隊發炮。我第一游擊隊大抵進至距敵三千米內外,始發炮猛轟其右翼。”
一八九七年刊印的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我距敵約及十里,遽開炮一排,無一彈中者。”(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見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67頁。)時丁汝昌猶立于“望樓”。
一八九六年刊印的《中東戰紀本末》載:“華艦先開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艦者九里,不中宜也。”開炮時,“丁軍門與向在海關收稅今來海軍助戰之西員戴樂爾同立天橋。”(蔡爾康編:《中東戰紀本末》。見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167頁170頁。)
一八九五年刊印的《冤海述聞》:“洎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咪(即八千碼之遙),我督船即令開炮,以致相距太遠,旋即炮煙漫天,無從測杪命中矣。”(叢刊:《中日戰爭》第六冊88頁。)
以上諸種史籍,對劉步蟾臨敵懦怯,距敵尚遠即慌張發炮皆有記載,足以證明泰萊所記,是有事實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