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網址:bixiashenghua最終暫時止住明天子頭痛趨勢的還是馬皇后。
道理也簡單,還是等見了羅貫中之后,再嘗試捋個清楚明白出來。
而且馬皇后的想法很是清晰:
“既有桓侯、唐太宗、唐趙國公、宋太祖等。”
“那想來此屏風之效用,絕非僅有今日。”
“爾后若是再見此物顯功用,當多召幾人集謀。”
這些話語暫時撫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斷冒出的各種疑惑,情不自禁低聲開了個玩笑:
“要不是妹子,咱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當的。”
于是坤寧宮也氣氛也再次輕松起來。
汴梁殿中趙匡扭了扭有點酸痛的脖子,低聲道:
“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話便罷了,怎么連咱謝語也不說一句…”
雖然兩宋—尤其是南宋問題很多,使得這一段歷史的邊患問題很多。
但換個角度看,兩宋所處的時代經濟也確實發達,學術環境也相對比較寬松。
兼之咱們之前說過的,經過南北朝的儒釋道并立、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簡便,到了兩宋時期,三教在寬松的學術氛圍下最終完成合流,最終誕生了理學。
先有周敦頤以儒為核心,兼雜釋道之言著《太極圖說》上說宇宙本體下談封建倫理。
后有二程師從周敦頤,同樣學貫儒釋道三家,著書立說。
無論是周敦頤還是二程,他們都是活躍于仁宗神宗時代,這個時期北宋的余暉還未散去,發達的經濟和寬松的言論環境構成了理學最初生存的土壤。
有說法認為,這一時期的理學高舉義利二分法衡量天下,在這個標準下上罵朝廷墮落下罵太學逐利,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為治學的最終意義。
因此這一時期的理學雖然還沒登上主流舞臺,但其帶起的知識批評潮流在民間大興,這也算是二程的洛學興起的基礎之一。
也是因此,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離起于洛陽。
而眾所周知的是,天下一亂,實用主義的思潮就必然興起,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就是最典型的實用主義。
宋朝南渡之后,一方面趙構在與理學士人接觸之后迅速交惡,并發誓“朕今不用文華之士”,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壓理學的風潮。
另一方面拜趙構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賜,民間不滿之聲日益高漲,擁有知識批評屬性的理學迅速在士人階層當中風行,因而擁有了在民間的知識輿論權力,并構建出了相當可觀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
而理學的關鍵蛻變就在于朱熹。
朱熹本人一方面通過經典,構建了雖然簡陋但是在當時已經算得上相當完善的理學道統。
其次朱熹依靠這個理學思想道統劃定明確出了學術邊界和重心方向,由此推進的理學本身的世俗化。
而最終理學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鵝湖之會。
1175年,已經頗負理學盛名的朱熹在鵝湖寺與心學大拿陸九淵相會,雙方激辯數日,雖然并未達成在理學上“會歸于一”的目的,但雙方矛盾已經大大緩解。
六年后朱熹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書院講學,雙方冰釋前嫌,陸九淵留下了自己的講學稿,朱熹為其題了跋序。
也是因此,后來陸九淵所在的學派也站在了朱熹的理學大旗之下共進退,希望能夠效前朝變法,蕩滌朝堂不良風氣,可惜當時的外部環境已經不允許年老垂垂的朱熹按部就班了。
1188年,同樣還是鵝湖寺,辛棄疾與陳同甫會于此,寫下了那首著名的《破陣子》,當時本也有邀請朱熹的,但朱熹有事未到,私以為恐怕當時的朱熹就是忙于內整理學派,上聯宋孝宗,所以無瑕赴會。
但很快,1194年宋孝宗驟然離世,次年趙汝愚在與韓侂胄的斗爭中失勢身死,韓侂胄開慶元黨禁,被朱熹耗費心力整合起來的理學士人全入了偽學逆黨籍,集體撲街。
朱熹逝于慶元黨禁中,據說死前還在忙于整理學問殘篇,而其死后因為黨禁的緣故,南宋朝廷禁止大規模的會葬,但仍有千人不懼被迫害風險為朱熹送葬。
辛棄疾也不避嫌的到場,為朱熹題“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理學真正的黃金年代從神宗起至朱熹終,前后經歷了兩宋劇變以及兩次黨禁,而在朱熹最接近成功的時候又戛然而止,也可稱得上是壯志未酬。
而另外同屬理學道統但又獨樹一幟的還有一人,名為張載。
古代儒家當中宣揚自己希望救世治世的很多,但真的全力以赴去踐行的卻寥寥無幾。
腐儒大多喊著興周理復井田,但真的去嘗試的寥寥無幾,但張載真的就去試了,前后三代人在橫渠挖溝種田嘗試了七年,最終親身得出了一個清楚的結論:
“以田授民”“人受一方”是可以讓百姓活下去的。
但張載既不是皇帝,也不是造反頭子,哪來的“以田授民”的權力?所以只能“敦本善俗”去教育人。
用咱們現代的眼光吹毛求疵的看,張載的行為多少有點傻,但咱們是建立在生產力解放發展的前提下,與張載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張載的悲劇在于他的思想局限于時代,當時的年代對世界的認知過于簡單。
但是在行動上,他可稱當時的真君子。
當時的宋朝做官做學問皆以搞錢為先,但張載最終窮困而死,病死的時候身無余財僅有一外甥相隨,甚至連棺材都買不起。
但即便如此,他也在《正蒙》中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上《邊議九條》直趨前線希望能熱血報國,但好在范仲淹看出他不是這塊材料給勸退了。
當然更振聾發聵的還是他的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此話可以稱得上光耀千古。
另外,需要一說的是,張載身體力行七年所得出來的這個非常淺顯的結論,不懂的人大有其在,不然也不會有這么多農民揭竿而起了。
但同樣也有不少人懂,比如李自成,均田不夠怎么辦呢?殺一些大明貪官,就夠分了。
明末的努爾哈赤起兵也是這么說的,給每個壯丁分三十畝糧田、六畝棉田,就能衣食無憂了,但很快也發現地不夠分。
至于他的解決辦法嘛…在座的各位應該都知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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