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七百六十五章窖藏遺存

　　俟地歸出自匈奴，后融合為鮮卑族。

　　魏太武帝曾為穩固漢族地區的統治，大力推進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

　　李賢的曾祖李富，生活在魏太武帝（408452）時代。

　　這一時期眾多鮮卑人因此改為漢姓，這是李富改姓主要原因。

　　439年李富在北魏統一北方的戰爭中陣亡，李賢先祖當在之前落籍成紀，改拓跋氏為李姓。

　　李姓，在這里成為一個復雜的信息。

　　有趣的是，當時，北方少數民族黠戛斯，也徑自聲稱為李陵后裔。

　　今天的考古學家大約把這一段故事整理成了這樣的：烏藉，勿吉，女真前身，女真族，別稱女貞。

　　烏藉人當時所在地，在匈奴呼韓邪單于勢力范圍之東。

　　當時應在HLJ下游、松花江、牡丹江流域。

　　當烏藉都尉單于，被呼韓邪單于打敗斬首之后，李陵的兒子拓跋氏，從潰散的烏藉部落中逃出。

　　之后“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失敗的時間估計在漢宣帝五鳳二年（西元前56年）。

　　之后，李陵的兒子的后代，可能就成了逃入嘎仙洞所在地大興安嶺的拓跋推寅。

　　因為拓跋推寅有著漢匈貴族的背景和非凡的能力，贏得了鮮卑人的敬仰。

　　他在嘎仙洞經過選舉，當上鮮卑人的部落首領，并且娶了鮮卑女人為妻，所生后代就以拓拔為姓。

　　同時，李陵被匈奴單于封為右校王后，擔任統領事先被匈奴降服的堅昆一帶地域。

　　這就有了分明具有同黃種人混血的特性黠嘎斯。

　　從此以后，黠嘎斯的兒子和拓跋的兒子，所遺留下的子孫后代，都分別以他們最初的這兩位母祖的姓氏為姓氏。

　　歷史在這里被“混血”得讓人眼花繚亂。

　　李賢的身上，一定有著漢人與匈奴融合的血液。

　　在固原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是對當時、當地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最好印證。

　　穿越時光，李賢墓出土文物，因為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相通性、交流性和融合性，而成為絲綢之路上負有盛名的藝術寶庫。

　　這些出土文物，既有西方外來的成分，也有我國邊地少數民族對于華夏中原文明的無窮熱戀與無盡向往，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我們共同擁有的歷史。

　　作為“左控五原、右帶蘭會，據八郡之肩背，綰三鎮之要膂”的固原，地理位置很重要，也很特殊。

　　自古是關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和重鎮。

　　古絲綢之路東段北道必經此處，清水河谷一馬平川溝通中衛、連接銀川。

　　始皇帝西巡震懾北方、漢代戍衛北拒匈奴、明代九邊重鎮守衛長城內外，這里都是重要的節點和要塞。

　　文化因交流而豐富，因交融而多彩。

　　從地圖上看，夏寧兩頭尖的地形極似一位大腹便便、極有內涵的行者。

　　絲綢之路在它的體內，就像密密麻麻的血管，匯集起來正是融合之美，豐富了自己，也傳神了別人。

　　當絲綢之路在時間的沉淀中成為廣闊的空間，不僅記錄著我們的過去，更昭示著我們的現在和未來。

　　未來是什么樣子的，陳文哲不知道，但是過去是什么樣子的，他肯定是可以知道。

　　而古代絲綢之路，很明顯對于他來說，就是一座寶庫。

　　國內的一群群盜墓分子，絕對不會放過這座寶庫，所以他才能發現一座座被盜墓分子隱藏起來的窖藏。

　　如果是原來，發現了這么多窖藏，陳文哲肯定也會化身盜墓分子，前去盜掘。

　　但是現在，他已經升華了，他只能是前去考古。

　　比如那件鎏金銀壺，他對于研究古代文化，或者說古代中西方融合文化，有著極其高的價值。

　　但是，真正的市場價值，卻并不一定有多高，畢竟它也只不過是一件有著異域風格的銀壺。

　　只不過，它居然也是出自一座窖藏，還被陳文哲看到了，那價值就不能簡單的用市場價來衡量了。

　　本身這東西就十分出名，加上還有一段傳奇經歷，那自然就更是成為可以被世人關注的鎮館之寶。

　　一次被盜藏匿，另外一次居然被陳文哲發掘，這是兩段傳奇經歷啊！

　　窖藏的東西，跟古墓出土還是有所不同的，而跟陳文哲發現的窖藏，還有所不同。

　　在考古學上，窖藏遺存是不同于居住遺址、手工業作坊遺址、軍事遺址和宗教遺址的一種特殊遺存。

　　它是在突發事變過程中，人們特意藏匿有價值的財寶和器物的一種方式。

　　是在很倉促的情況下，掘地埋藏的。

　　有用磚石砌成地窖的，也有直接埋在土坑內的。

　　不管是在地窖或者在土坑內，多將埋藏的財寶器物裝在金屬或陶瓷缸罐中。

　　窖藏的地點隱蔽，大多數已離開居址，也有在居址內就地埋藏的。

　　窖藏遺存由于面積小，地面不留痕跡，發現都是很偶然的。

　　窖藏本體上面的原生的地層疊壓關系，很容易被破壞，給判斷埋藏年代造成了困難。

　　被埋藏的遺物，多是當時最有價值的。

　　有些內容豐富的窯藏，便成了轟動一時的考古新發現。

　　譬如，1967年冬北湖黃石西塞山發現的宋代窖藏。

　　在長方形（6.85x3—2.85x1.44米）窯內，埋22萬余斤銅錢。

　　從西漢的“半兩”到南宋理宗淳祜十二年（1252）的“淳祜元寶”，99％以上是宋代錢幣，這目前所發現的最大的窖藏。

　　據文獻記載，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崇禎七年（1634）、乾隆八年（1743），1944年和1955年先后五次，在西塞山發現窖藏銅錢和銀鋌等。

　　1967年的發現是第六次，估計它很可能是南宋淳佑以后，西塞山軍庫窖藏的錢幣。

　　又如，1970年10月在長安市何家村發現的唐代窖藏，地處唐長安興化坊內，遺物1000余件。

　　這些寶貝分裝于兩個陶甕中，主要是金銀器皿（271件）。

　　其他還有金玉飾品、銀鋌、銀餅、銀板、銅錢幣、羅馬金幣、薩珊銀幣，以及少量瑪瑙、水晶、琉璃器和琥珀、朱砂等藥石、金銀器皿和飾品等。

　　這些東西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就是精美，堪稱近年發現的最重要的唐代金銀工藝品。

　　對這一窖藏的遺物，年代肯定在中晚唐時期，埋藏的具體年代卻難以推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