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路各軍將士與松山堡內民眾的歡呼聲中,張誠跟隨在薊遼總督洪承疇身后,步入松山南面的建武門。
只有遼東巡撫邱民仰與總監軍張若麒二人,陪在他與吳三桂身邊一同入城,而如兵憲張斗、察院姚恭等諸官,都只能隨在張誠等人的身后。
就更別說陳九皋、王樸等一干武將,別管你是哪一鎮的總兵大將,在這些個文官面前其實連個屁都算不上。
且不說總督、巡撫這等正兒八經的朝廷疆臣,連兵憲、察院、監道都不會正眼看他們,就說那些通判、糧道、監紀同知等官,在他們跟前也都是自覺高其一等。
當然,這其中也是有些例外的事情存在,就如張誠在他們面前便不會如此,這當然是因為他握有強軍在手,更是軍功昭著,無論宮里還是朝堂都有后臺。
再者,作為一個時空錯亂的穿越者,張誠在骨子里就沒有對文官的恐懼心理,因為他不是這個世界里土生土長的武人,既不明白以文制武的可怕之處,也未曾見識過文官的可怕程度。
張誠之所以仍然對一干文官表現出十分的尊重,一是因為入鄉隨俗的逢場作戲,二是為了掩藏自己的抱負,而最重要的第三點,則是為了拉攏那些底層的文人士子。
畢竟作為一個穿越者,他知道人才對于一個武力集團的重要性,更懂得知識就是力量的道理。
雖然,不排除那些不識字的大兵,就不會成為一個好將軍的可能,但即使他們在實戰之中鍛煉成才,其未來的成就也極其有限。
張誠想要的是能夠與他齊頭并進的伙伴,而不是知曉的打殺的純粹武將,當然對于這樣的忠誠將領,他其實也并不反感,恰恰是有這樣的武將存在,才能保證他的根基穩如泰山。
但除此之外,張誠更需要有人能為他出謀劃策,為他整理案牘文書,為他治理地方民政事務,為他統管錢糧軍資等諸般雜事。
所以,他才在軍中、在治下極力推行識字班,尤其是在軍中更規定甲長以上軍職,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識字量,為的就是培養忠誠于自己的人才,能文能武的人才。
但就算他們識得千字,甚至識得了數千字,但能夠真正開竅,能夠進而掌握治理天下方法竅門者,仍然是少之又少。
而張誠卻又等不得他們慢慢成長,因此他才需要盡力去拉攏這個時代的文人士子,尤其是那些處于底層的落寞文人士子。
他們既有真才實學,又與這個時代的上層建筑毫無瓜葛,且個個都有著想通過學識改變自己命運的奢望。
張誠正是想要通過拉攏他們,來逐漸壯大自己的根基和班底,最終再利用他們取代居于上位,卻又尸位素餐的那些高官顯族。
他想以此來完成社會改造,為新帝國更新氣象,用一批朝氣蓬勃的新生貴族階層,來帶動帝國走向新的輝煌。
當然,對于那些擁有強大既得利益的頑固派,張誠并不是要一棒子全部打倒,他會拉攏一批識相的,打倒一批頑固的,震懾一批觀望的。
如此便足矣使自己未來的腳步,有如快馬加鞭,順利完成胸中的一腔抱負!
其實,張誠在心中也是知道,這種方法并不能徹底完成真正的社會結構調整,數百年、甚至百多年后,又將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而社會階層也會隨之再次固化。
張誠對于這一切自然也是十分清楚,但縱觀古今各個朝代更替的歷史,除了一如既往的尸橫遍野,百姓流離失所之外,又有哪一次最后不是那些世家大族得利?
畢竟在這個皇權不下鄉的世界里,普通百姓眼中只能看得到地方士紳,所以歷史上的諸多成功者,也正是因為團結了廣大的底層士紳,才得以取得最后的輝煌。
無一例外,張誠也選擇了這個成功的捷徑,他之所以如此抉擇,倒并不是因為懼怕鄉紳氏族的力量,而是要團結底層士紳來打倒上層士紳。
借此,來為帝國注入新鮮血液,改變帝國已經僵化的政治體制,為這個遲暮的帝國打上一劑強心針,使之成為具有冒險與擴張精神的強盛帝國。
畢竟現在這個時代,還不具備進行整個社會階層改造的條件,如果強行照搬后世那種社會改造形式的話。
先不說這樣子做起來是否能夠取得成功,單就說因此而引發的社會變革,必然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朝代更替,也將使得普通百姓無所適從,而引起極大的社會動亂。
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社會變革,在掌控底層話語權的士紳抵制之下,必將引起極大的社會恐慌,進而在大士紳階層的全力反擊中,宣告失敗。
作為一個見過世面的后來者,張誠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因勢利導”和“循序漸進”,他不會生搬硬套后世那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方式,因為那與這個還不具備徹底變革的社會基礎。
任何社會變革的方式并沒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只有與當前社會進程是否相一致的問題,只要是與當前社會相匹配的變革方式,那就是最正確的。
張誠就十分堅定地認為,在現今這一歷史時期,仍然未能擺脫士紳階層對于底層民眾的影響,畢竟識字之人不多,朝廷政令在許多時候都要依靠士紳們來幫助傳達,并帶領地方百姓完成。
久而久之,便即形成一個個地方上的“土皇帝”,他們幾乎完全把控了地方上的一切資源,甚至連朝廷委派的縣令都不敢輕易得罪他們。
其實,在明朝初年的時候,就因為前代元朝對基礎行政的管理十分粗放,地方上存在著各種利益小團體,致使中央的命令很難下達到地方,朝廷政令執行的難度極高。
所以他就對于縣以下的組織形式進行了調整,他以一百戶為一個統計單位,稱作“里”,又將其中每十戶編成一個“甲”,并從中選出一戶充為“甲首”,作為這十戶的管理者。
接著再從中選出一名“里長”,負責管理下面的十個“甲首”,這個里長便直接向縣衙負責,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朝廷征繳稅糧,派發勞役,再有審斷民間是非官司。
朱元璋設計的這個制度最關鍵部分,就是無論“甲首”還是“里長”,既不是朝廷官府指派,也不是從基層直接選出,而是實行的輪換制。
就是在這一百戶人家之中,按照其需要向朝廷交納丁糧多寡先行排出次序,由其中排在前十名的人家輪流來擔任“里長”,每戶的任期為一年,“管攝一里之事”。
而在每甲中也是依據需交納丁糧多寡,選出一人擔任“甲首”,他們的任期也是一年。
在此前,催交稅賦等庶務都是由當地的富戶、鄉紳們來完成,這樣就容易使某一個家族在地方上做大做強,從而產生地方“土皇帝”。
但現在朱元璋設計的這個里甲制,則是實行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方式,十名丁糧多者都有機會掌握這個權力,小小的一里可謂是“諸侯蜂起”,自然就可以避免一家獨大,最終尾大不掉。
這就好比是切蛋糕一般,原來“刀”始終是掌握在一個人手里,大家就都得聽他的,他的權力自然最大,久而久之,大家都習以為常,自然就會絕對聽命于他。
可現在的情況則是好幾個人手里都有一把刀,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上去切一下,那么原來專門負責切蛋糕的那個人的權威,自然是大不如前。
而且,互相競爭自然會引出互相監督,互相限制的情況發生,所以就極大地避免了一家獨大的情況發生。
這個制度的精髓在于,將朝廷官府的權利讓渡給基層里甲的同時,又做了進一步的細分,進而保證權力不會一直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這招看似讓基層治理上更分散,但實際上卻因為“群龍無首”的情況,進一步削弱了基層士紳們對中央的力量,反而增強了中央朝廷的權威。
其實,所謂的“皇權不下鄉”,并不是說皇權管不到最底層的百姓,而是說皇權有沒有必要管到最下面的一層,或者說值不值得耗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去做這件事。
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因為,如果把皇權徹底延伸到社會底層的每一個角落,勢必會產生極其巨大的管理成本,以大明這種體量的國家為例,作為主政者就必須要考慮一個“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再者而言,代表皇帝來實施朝廷官府權力的官吏,難免會與地方勢力產生某種勾連,從而形成對抗中央朝廷的利益集團。
所以,“皇權不下鄉”這個問題,不能簡單以“下鄉”或者“不下鄉”而論。
它實際上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它探討的是中央讓渡給了地方多少自治權。
在這一點上,歷朝歷代的程度都各有不同,讓渡少的如秦朝,會使中央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基層也在皇權的威勢下疲于奔命;而讓渡多的如漢朝,則容易使地方坐大,形成對抗皇權的利益集團。
按照目前大明的制度形式,其實還是很能適應現在社會發展進程的,只不過隨著階層的固化,既得利益集團逐漸開始掌控地方,這種情況在王朝末世尤其明顯。
張誠所想的就是將現在的利益集團打掉,利用新生的勛貴集團來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從而使王朝得以延續。
并為這個王朝注入冒險與擴張精神,使之能夠保持與世界的接觸,在歷史的洪流中走出不一樣的天地,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
至于這個王朝的未來會否成為世界一哥,卻并不是他現在所能想像出來的事情!
周圍的人們紛紛議論起來,走在總督洪承疇身后的是哪位將軍,竟然能勞動邱撫臺親自陪同。
他們對于吳三桂自然較為熟識,很快便有人認了出來,紛紛議論道:“看,是寧遠吳將軍,那可是咱祖大帥的外甥,是洪總督的學生…”
“那邊的是哪一位總兵,看上去似乎比吳將軍還年少英俊些…”
“聽說宣府軍屢建奇功,先是殺了韃子豫親王多鐸,前時又殺退韃子解了錦州之圍,那個莫非是宣府總兵官不成?”
“對,定是宣府張總兵無疑,聽說這位張大帥前些年就殺過韃子,就是大貝勒代善的兩個兒子…”
“是嘞…是嘞…就是瑪瞻跟岳托這兩個韃子,也是被宣府張大帥給殺死的,了不得…真了不得嘞…”
“這么說…豈不是比咱們祖大帥還要厲害了…才這么點歲數…就有如此大功…我滴乖乖啊…”
聽著周圍人群中傳來的議論之聲,吳三桂初時還不以為意,可越聽就越覺得不是滋味,不由暗恨自己為何要在來時的路上遇到張誠這廝。
眾人進了建武門后一路前行,很快就來到松山堡內靠北面的總督行轅所在,這里處處掛紅結彩,一派喜慶的氣氛。
行轅大堂內已經擺好了香爐、案臺諸物,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正陪著另一位公公,坐在左側太師椅中閑聊品茶。
張誠跟隨在總督洪承疇身后,他悄悄抬眼向上望去,只見那位方正化公公與王承恩一般,都是面白無須,可能是保養得好的原因,竟看不出其年歲幾何?
不過,估摸著應是在四十歲上下的年歲,方正化的臉型略顯圓潤,透著一臉的紅光,氣色很是不錯,坐在那里倒是透出幾分儒雅。
隨著諸官眾將紛紛進入大堂內,王承恩便對方正化說道:“人已到齊,方公公可以宣讀圣旨了。”
方正化似乎對王承恩十分尊敬,他略表謙遜地笑著道:“有王公在此,怎能輪到咱家宣讀圣旨,還請王公開貴口宣旨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