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天災與人禍孰重?

第二十二章天災與孰重　　“朝廷不管小民出什么意外，賦稅一定要送到的，一旦送不到，就要賠償。”于謙說道：“這也是朝廷正理，只是人有旦夕禍福，在路上遇見水火盜賊，一旦有失，這些賦稅丟失，尋常百姓家如何賠償？”于謙說道：“朝廷雖然三令五申，要求免除配納，但是地方官如果丟失賦稅，他自己也要承擔責任的。自然不敢承擔。”

　　“于是明面上沒有，但是暗地里，卻變本加厲。”

　　“傾家蕩產，不足以納陪，自尋短見者有之，但是更多的卻是百姓流亡，不敢在家里停留。”

　　“只是人丁逃離，地方官不敢報，人雖然走，稅負不能走，都分攤到各里頭上，于是乎百姓的負擔，越加沉重。情況就越發危機。”

　　“臣詳細問過今村安撫的十萬戶百姓，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原因，再加水旱蝗災，不得已才背井離鄉討生活了。”

　　曹鼐聽了，忍不住說道：“還有一件事情，臣本不該言，但不得不言之，就是徭役，按太祖所制之法，編有魚鱗冊，當十年役一年，但是太宗年間，大工頻興，歲無空役，直隸百姓頻頻上京勞作，哪里還有心思務農，百姓不勝重役，乃有唐賽兒之事。至于運河過境，更是有萬般苦楚，百姓都要去岸上拉纖。日夜不停。”

　　“有千萬不忍言，不忍視之。”

　　“唯陛下登基以來，罷諸般事務，廢一切大工，與民休息，百姓方得喘息之機，卻不想災荒連連，臣，臣，臣”

　　曹鼐說了三個“臣，”卻說不下去了。

　　朱祁鎮頓時有些臉紅，因為他知道，這不是的政策，這是太皇太后一力堅持的。

　　這個時候，朱祁鎮才明白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是多么英明睿智。

　　天下之大，無數事情。太皇太后的政策看似很拙笨，卻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最少對北方來說，卻是如此。

　　因為太宗年間很多事情，都是發生在北方，不管是五次北伐，還是營造北京城，還是疏通運河，大部分都是動用北方的人力物力。

　　所以南方百姓多得安枕，北方百姓卻疲于奔命。

　　朱祁鎮說道：“這些話，也唯有卿等才會告訴朕。”

　　于謙與曹鼐，一個是久在北方當地方官，一個就是北方的人，但是與內閣其他人不一樣，三楊，胡濙都是南方人，張輔雖然是北方人，但是他家產數萬畝，多為賜田，不敢說與下情不通，有些事情到底是沒有切膚之痛。

　　鼐說道：“陛下遠見千里之外，即便臣不敢言之，也會有人言之。”

　　朱祁鎮說道：“那么，你們告訴朕，去歲水災，這些百姓之中，有多少是天災所致，多少是所致？”

　　曹鼐一時間不敢說話了。這事情他不大清楚。于謙當仁不讓的說道：“臣已經細細詢問過了，其中有八分天災，兩分。”

　　朱祁鎮心中暗道：“八分天災，兩分，這還算好的了。”朱祁鎮聽他們這說，忍不住想起后世北方大明鼎鼎的流寇，李自成，張獻忠。

　　可見流寇起于北方，是不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的。

　　北方貧弱，災害不斷，反而將朝廷的大頭開支全部壓到北方之上，這種開支在國初雖有不得已之處，但是還算合理。

　　畢竟要讓南方運輸糧食到九邊，所耗數倍于北方運輸糧食。

　　但是這種沉重的負擔，壓制住了北方經濟的發展，而南方經濟崛起，又讓南方人在朝廷之上占據上風，政策上向南方傾斜。

　　北方不堪忍受也算是必然。

　　如果朱祁鎮之前想江南重賦的問題，還有一些同情江南百姓，但是此刻朱祁鎮決定江南重賦原則必須保持。

　　絕對不能改變，不從江南挖肉，補北方的瘡，又從什么地方挖啊？

　　只是北方這樣的情況，也不能持續下去。

　　朱祁鎮說道：“于先生，曹卿，當今北方之事，當初何處下手，才能釜底抽薪？”

　　于謙說道：“臣以為當將錢糧民間運輸，改為官運。”

　　朱祁鎮說道：“有先例嗎？”

　　于謙說道：“有，先平江侯就令漕糧兌運。”

　　于謙所說的平江侯就是陳瑄。

　　說起來陳瑄的一生，也是相當之精彩。

　　他本是武官之子，跟隨藍玉征戰，卻沒有被藍玉案牽連，后被建文帝重用，總領水師抵御北軍，卻不想他投降了。于是太宗皇帝才能長驅直入，直奔南京城。

　　他如果僅僅如此，也不過是兩面三刀之輩，不值得一贊。

　　但是他在永樂年間，前后主持海漕與河漕，現在的運河體系就是陳瑄一造的。這一點讓人不得不欽佩。

　　永樂年間第一治水之臣，就是陳瑄。

　　只是可惜陳瑄已經在宣德八年去世了，否則而今局面，朱祁鎮決計不可能不去詢問陳瑄。

　　朱祁鎮對兌糧法，還是有些了解的。兌糧法也不是完全的官運，漕糧的運輸，其實在唐代就有一個完整體系了。

之后不過　　是在上面增增減減而已。

　　其核心也就是集中運輸，降低成本。

　　陳瑄覺得讓百姓運輸糧食到北京，太過不便，就令百姓運輸到江陰，然后有漕運接管，然運輸到京師來。

　　說不上是完全的官運。

　　但是只要有先例就行了。足夠讓朱祁鎮拿來當借口。

　　朱祁鎮說道：“既然有先例，先生就可以看得辦，只是有些事情無須著急，因為急也是急不來的。”

　　“一切都以渡過這個災年為要，等這一年過去了再說其他。”

　　于謙說道：“臣明白。”

　　人是互相影響的。

　　于謙從正統元年到而今與朱祁鎮接觸最多，特別是朱祁鎮很多次微服出巡，都是帶著于謙。朱祁鎮心中所想與這個時代碰撞，所產生的強烈改革思想，也影響了于謙。

　　于謙的思想與行動也變得大膽起來。

　　但是于謙本心卻沒有變。他心中一切都是為百姓。

　　因為如果真能做到官運，朝廷定然會增加負擔，甚至也要承擔這一路上來的耗損。這一增一減，國家賦稅大大減少。

　　但是于謙與朱祁鎮都沒有說，于謙自然是想為百姓減少負擔，至于朱祁鎮心中卻是令有心思。

　　對這一大筆財政缺口，心中已經有了預估。

　　當然了，于謙的改革，真正在全國推行開來，非要數年不可。

　　說這個也有一些太早了一些。

　　朱祁鎮話題一轉，問道：“于先生現在是直隸巡撫，卻不知道直隸省的架子搭建的怎么樣了？”

　　于謙聽了，說道：“陛下，臣讓陛下失望了，臣雖然設行轅于天津府之中，但是萬事紛亂，一時間都沒有理順，僅僅是徒以虛名而已。”

　　朱祁鎮說道：“這哪里怪先生，是朕太急了一些。只是有些什么朕還想與先生叮囑一番。”

　　于謙說道：“臣聆聽圣喻。”

　　朱祁鎮說道：“先生不必如此，先前先生也說了不少，朕現在問一句，天下黃冊準嗎？”

　　于謙一時間沉默了，雖然他不想說，但是依舊老老實實的說道：“不準，朝廷只有在永樂四年的黃冊還算是比較準的，其余的黃冊，都是填上以前的數字。略作加減而已，不過定額的總數卻是不變的。而直隸各地的黃冊尤其是有問題，因為水患猖獗，百姓田土每每被水淹沒，數年之內，變化多次，早已不是黃冊上的情形了。”

　　“不知其田，不知其人，不知其產。”朱祁鎮說道：“朕何以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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