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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法還有吸引力，他就會繼續下去，一旦疲倦了或厭煩了，或出現其他更誘人的可能性，他便會棄之而去，這種可能性永遠存在；實際上，在實踐中，這種“異常活躍的實驗”可以被視為類似于理論上的詭辯。因為，不管如何變化，我們仍然可以把生活看做充滿可能性的——這些可能性可以考慮或嘗試，而不是把生活看做要實現的方案，或要推進的目標。

　　法官相信，對于審美觀點來說，這些態度特別典型，揭示了該觀點根本上的不足之處。他指出，唯美主義者“從外部期待一切”；這樣的人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被動的，因為他是否感到滿意最終要看不受其意志控制的條件是否出現或得到滿足。這種屈從于偶然性、“意外事件”，這種逆來順受，可能表現為各種形式。有時，它依賴于“外部的”因素，如財物或權力，甚至另一個人的青睞；不過，它也可能涉及對于個人來說是內在的東西，如健康或體貌。問題在于，在所有這一類的例子中，人完全受制于環境，受制于“可能是這樣，可能不是這樣”。他的生活方式與那些很難確定或必然會消失的東西緊密相連，他的意志從來無法保證自己能獲得或保留這些東西，甚至哪怕得到了，也無法保證自己能一直享用。一旦這些東西令他失望——這最終極有可能發生——那么，對他來說，存在的意義就消失了。至少他會暫時覺得，自己被剝奪了賴以活下去的、有價值的東西。克爾凱郭爾在另一個地方說，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自我是“一個可以隨意贈予他人的東西，就像一個孩子的‘我’，它意味著：好運、倒霉、命運”（《致死的疾病》第51頁）。因此，審美的個體具有這樣的特點：他不會努力使生活具有連貫性，對當下的自己和自己應該成為怎樣的人沒有始終如一的觀念，他的生活也沒有植根于此；相反，他讓“隨意發生的事情”掌控自己，主導自己的行為。他的內心思索可以說明這一點，并且當這種思索出現時，可能在這個人身上引起揮之不去的絕望。他的全部生活——只是一般而言，并非具體指哪一方面——可以說是建立在一種不確定的偏見上面，因此沒有意義。不過，這導向審美觀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法官有許多話要說。

　　現在可以指出，這種自我意識可能被壓抑或忽視，或者，它的真正意義至少在不知不覺中被回避了。實際上，如果這個審美個體認識到一種“更高級”的存在形式是絕對必要的，他就必然會對生活及其根基感到絕望。然而，他所不愿邁出的正是這通向倫理存在的關鍵一步。他深陷于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思維，不愿努力去解放自己，而是想方設法逃避真相對他的影響。有時，這表現為一個人通過各種活動去克服或消除內心的不滿足感，如浮士德便采用一種“有魔力”的形式。然而，一個“受人尊敬的”實業家也會有類似的表現，以非常頑固的態度從事自己的事業。不過，可以想見，還有一種更為隱蔽的形式。因為存在著克爾凱郭爾曾經所稱的“知識和意志的辯證互動”，這使得我們很難看清一個人到底是在有意識地努力擺脫他所認識到的（不管其認識多么模糊）困境，還是他認為自己的困境似乎排除了全部關于基本選擇和變化的觀念，即他對此完全無能為力。這第二種可能性也許會成為現實。

　　由此，一個人經過對審美觀念進行異常地修正，會將悲傷而不是快樂視為“生活的意義”。他想，至少這是自己無法被剝奪的東西，由此，他感到一種不合常態的滿足。他可能認為自己注定要悲傷，命定要悲傷。他的存在、他的感覺、他的觀點，這些都無情地遵循事物的本質。由此，他把自己的不快樂歸咎于個性和所處環境中那些無法改變的東西：他“多愁善感”，或其他人不善待他。或者，他可能夸大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和命運，例如聲稱自己是“不幸的人”，是個“悲劇性英雄”。此外，他還可能更籠統地將自己說成一個浪漫的厭世者（Weltschmerz），帶著大徹大悟的悲觀者的口吻，認為實際的決定這類問題不可能具有什么終極的意義，以此；不管他做什么，都會以懊悔而告終。在所有這些思想中，他有可能找到虛假的寧靜，甚至可以找到平靜的驕傲。因為這些思想的最終要點是“不折不扣的宿命論，它總帶有某些魅力”（《非此即彼》ii，第241頁）；個人接受宿命的或決定論的觀點，對自己的處境巧妙地推卸責任，為自己在而言之，克爾凱郭爾對唯美主義的分析帶著微妙的心理色彩，他尤其關注那些難以一言而蔽之的細節，這里只能提出這些細節中最重要的主題。我已經表明，他對基本范疇的運用非常靈活，這使得他可以指出毫不相關的現象之間出人意料的聯系，非常具有啟發意義。但即便如此，有時他對范疇的延伸也有可能模糊它們的明確意義。如果《平衡》的某個讀者有時想知道，只要利用一點點機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一切都解釋為“審美地生活”，如果他想不通這一點，那是可以理解的。這還不是克爾凱郭爾的模糊范疇引發的唯一問題，因為我們并非總是很清楚，在談到審美意識的時候，克爾凱郭爾是在泛泛而論，還是聯系到自己那個時代和文化的具體表現。不過，毫無疑問，他認為自己談到了很多同時代的思潮和行為。例如，他曾明白地說明“審美的沉思”無法“深刻地、真誠地行使意志力”，“所有年輕的德國人和法國人都在悲嘆”這種病態（《非此即彼》ii，第193頁）。法官對某些典型的審美觀的陳述，和克爾凱郭爾后來在《當今時代》和其他地方對他那個時代流行的社會思潮中所包含的其他傾向所作的批評，這二者之間也可看出類似之處。這些傾向包括：沉迷于“外表的”、外在的東西；對個人身份和責任沒有清晰的認識；心安理得地接受宿命論神話，不愿接受認真而實際的承諾；以世故的超然這一面具掩蓋無所不在的冷漠這一風氣。我們會發現，這些責難和他后來考察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對同時代的吸引力和影響不無關系。

　　不過，要是無條件地把克爾凱郭爾在寫作《非此即彼》時對黑格爾的看法等同于他后來在反對黑格爾“體系”的論辯中所表達的看法，那是錯誤的。誠然，正如《非此即彼》這一書名所表明的，本書的部分目的在于反對黑格爾的以下觀點：意識的獨特形式以辯證的必然順序相互跟隨；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普遍的心靈或精神依次展開的更高層次上實現和解。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從一種存在模式過渡到另一種存在模式遵照的是完全不同的形式。這只能依靠個人在不同的選擇中作出不受限制的、無法回頭的決定才能達到；并且，必須把這些選擇視為互不相容的，而不能根據某種高高在上的理論把它們看做最終是可以協調或“調解”的。不過，盡管考慮到這些因素，《平衡》中顯露出來的倫理領域的面貌并沒有完全擺脫黑格爾哲學的影子。首先，從審美模式通向倫理模式的途徑被看做一個漸進的精神運動。出現危機的審美意識至少“呼喚著”接納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哪怕這不是當事的個人想著手解決的問題。法官所用的術語帶著明顯的黑格爾的痕跡，他說，“人的生命迎來這一時刻，可以說，他的即時性臻于成熟，精神要求更高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它將讓人領悟到它是精神”（《非此即彼》ii，第193頁）。我們進而得知，倫理模式與其說是而言之，克爾凱郭爾對唯美主義的分析帶著微妙的心理色彩，他尤其關注那些難以一言而蔽之的細節，這里只能提出這些細節中最重要的主題。我已經表明，他對基本范疇的運用非常靈活，這使得他可以指出毫不相關的現象之間出人意料的聯系，非常具有啟發意義。但即便如此，有時他對范疇的延伸也有可能模糊它們的明確意義。如果《平衡》的某個讀者有時想知道，只要利用一點點機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一切都解釋為“審美地生活”，如果他想不通這一點，那是可以理解的。這還不是克爾凱郭爾的模糊范疇引發的唯一問題，因為我們并非總是很清楚，在談到審美意識的時候，克爾凱郭爾是在泛泛而論，還是聯系到自己那個時代和文化的具體表現。不過，毫無疑問，他認為自己談到了很多同時代的思潮和行為。例如，他曾明白地說明“審美的沉思”無法“深刻地、真誠地行使意志力”，“所有年輕的德國人和法國人都在悲嘆”這種病態（《非此即彼》ii，第193頁）。法官對某些典型的審美觀的陳述，和克爾凱郭爾后來在《當今時代》和其他地方對他那個時代流行的社會思潮中所包含的其他傾向所作的批評，這二者之間也可看出類似之處。這些傾向包括：沉迷于“外表的”、外在的東西；對個人身份和責任沒有清晰的認識；心安理得地接受宿命論神話，不愿接受認真而實際的承諾；以世故的超然這一面具掩蓋無所不在的冷漠這一風氣。我們會發現，這些責難和他后來考察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對同時代的吸引力和影響不無關系。

　　不過，要是無條件地把克爾凱郭爾在寫作《非此即彼》時對黑格爾的看法等同于他后來在反對黑格爾“體系”的論辯中所表達的看法，那是錯誤的。誠然，正如《非此即彼》這一書名所表明的，本書的部分目的在于反對黑格爾的以下觀點：意識的獨特形式以辯證的必然順序相互跟隨；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普遍的心靈或精神依次展開的更高層次上實現和解。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從一種存在模式過渡到另一種存在模式遵照的是完全不同的形式。這只能依靠個人在不同的選擇中作出不受限制的、無法回頭的決定才能達到；并且，必須把這些選擇視為互不相容的，而不能根據某種高高在上的理論把它們看做最終是可以協調或“調解”的。不過，盡管考慮到這些因素，《平衡》中顯露出來的倫理領域的面貌并沒有完全擺脫黑格爾哲學的影子。首先，從審美模式通向倫理模式的途徑被看做一個漸進的精神運動。出現危機的審美意識至少“呼喚著”接納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哪怕這不是當事的個人想著手解決的問題。法官所用的術語帶著明顯的黑格爾的痕跡，他說，“人的生命迎來這一時刻，可以說，他的即時性臻于成熟，精神要求更高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它將讓人領悟到它是精神”（《非此即彼》ii，第193頁）。我們進而得知，倫理模式與其說是“廢除審美模式”，不如說是“改造”它——這句話和克爾凱郭爾關于“廢除審美模式”，不如說是“改造”它——這句話和克爾凱郭爾關于種處境下的消極無為進行開脫。不過，這也僅僅是一種托辭，一種己的責任。和唯美主義者不同，他并不把個人的特征和性格當做不可改變的、必須溫順服從的事實；相反，他視之為一種挑戰——他的自我認知不“僅僅是一種意圖”，而是“對自己的反思，這種反思本身就是一種行動”（《非此即彼》ii，第263頁）。而且，通過這種內在的理解和批判性的自我挖掘，一個人不但會認識到他在經驗上是什么，而且認識到他真正想成為什么。因此，法官提到“理想的自我”，這是“他不得不為自己構想的自畫像”。換言之，倫理模式中的自我，其生活和行為必須是融合的，對自我的明確理解指引它們，這種理解基于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潛力。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命運如何多舛，這種理解都不為之所動。他和我們看到的唯美主義者不一樣，唯美主義者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無能為力，而他不會屈從于外在環境和無法預知的偶然性的專橫制約。，在其背后是他沒有說出口的決心，即決心置身某一階段，只要愿意他又可以自由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