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1章 如何去干涉一下蘇聯的內政?
，愛德華隨即又發表一篇文章，表示愿意接受一切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討論。
如果唐納德先生不再這么鸚鵡學舌的進行人身攻擊的話，大家當庭辯論也可以。
愛德華在文章中指天發誓他絕對不會用布魯克林的通用語來問候唐納德·肯尼迪，那樣會讓他陷入手無寸鐵的境地，雖然眼下在利用法學原理展開討論問題的時候，教務長大人已經有了這種跡象，不得已才只能用謾罵來轉移話題。
一如既往的愛德華式的陰損，拐彎抹角的損人。
但別說，米國人民就吃這套，以至于有報紙記者一本正經的建議愛德華可以改行去當說脫口秀，并且好心的建議他最好請個保鏢。
最后愛德華忍不住炫耀了一把，順便給自己立個高智商人設“實際上在紐黑文，我還真的在醫學院上過課，可從來沒人告我胡亂行醫。”
他在偷換概念，他確實給醫學院里的未來的醫生們上過課，但那是講醫學道德和法律問題，而不是教大家如何做心臟搭橋或者從病人身體中掏點什么出來再放點其它的進去。
隨后，愛德華又發了好幾篇文章，從各個角度來闡述，壓制極端觀點會對正常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并且多次引用了“疫苗”作為比喻。
他反復重申，再極端的觀點也應該有其市場，因為要相信大多數人的道德水準和智力程度。
面對謬論不是將其一巴掌拍死，實際上在國境內，一個正常的中央政府可以非常方便的做到這一點，但是在這么一個全球化的傳媒極度發達的社會，政府可以封死境內所有的信息，但面對境外勢力呢？
再嚴密的防守封鎖措施也會有漏洞的！
面對境外輸入的有毒信息，沒有被“疫苗”過的民眾很可能會盲目的相信，這產生的后果將更加可怕。
“當我們看到無數的蘇聯笑話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明白這點。實際上蘇聯笑話也并非源自于蘇聯，其源頭是當年的，我們都知道戈培爾是如何壓制言論，那個時期的德國收音機甚至沒有短波電臺，以防止民眾收聽自由的聲音。”
“但結果呢？這些笑話依然在民間在地下不停的流傳。倒臺后，蘇聯人民繼承了這個幽默的傳統。”
“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什么很少有美國笑話？那是因為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站在白宮門前去罵總統啊！”
由于他的長期積累的精深的法學素養和與生俱來的缺德精神，幾篇文章發表后，竟然引來不少擁躉。
對于肖克利的處理，開始有不少人反思，覺得讓這貨閉嘴并非最好的選擇。
鐵板一塊的輿論開始松動。
大家開始把肖克利的荒謬觀點與一個人是否有權力宣傳荒謬觀點區分開來討論。
并且，在面對唐納德·肯尼迪教務長的謾罵時，他始終保持風度，并沒有使用布魯克林通用語反擊，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吃虧，但這對于立人設很有幫助。
他年紀比對方小不少，在這場論戰中卻樹立起了翩翩君子寬厚長者的形象。
恰好，哈佛的哲學教授羅伯特·諾奇克也在研究中心講學，住的和愛德華就隔著五六個門牌號。
他忍不住站出來說公道話：
“唐納德·肯尼迪想要極力的丑化愛德華·楊，卻避而不談引起雙方對立的問題的本質。他說愛德華如果開設哲學課程那么哲學教授就會對他的道德觀表示抗議，我作為一個還算有些名氣的哲學教授聲明，我不會抗議。我也不認為他的哲學觀有什么問題…實際上以他在幾篇文章中表現出的思辨性而言，我認為如果他愿意來哈佛哲學系，我可以當他的引薦人…”
“實際上指責肖克利的觀點（種族歧視）并不足道，實際上只是為審查他的論點找借口而已。”
哲學家是所有科學家中最接近于神（經病）的存在…
通常他們思考的問題的方式和普通人迥然不同。
所以哲學教授大多離群索居，極少參加非同行以外的辯論，因為這很容易出事，若是辯論到激烈出雙方多半有一方會被送進瘋人院…通常是哲學家們的對手。
最后諾奇克教授非常缺德的提出一個反問“假設，斯坦福有一位和肖克利資歷類似的教授，想要開設一門闡述種族智力平等理論的課程。他是否會被禁止呢？”
這個問題非常精確的命中了靶心…所謂的政治正確是否應該凌駕于學術自由之上？
哲學家出手就是不一樣。
最后，諾奇克教授指出“斯坦福大學輿論對待愛德華在弗蘭克林和肖克利事件中觀點的卑劣態度，根本不能反駁他提出的指控，即斯坦福大學對嚴肅的反對意見，遠不如對鸚鵡學舌的人云亦云的所謂意見來的熱情友好，雖然前者的益處通常更大！”
諾奇克教授的下場，讓肖克利事件的討論變得越發激烈…
于是…出圈了…
《斯坦福大學日報》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中連篇累牘的刊載各種評論、讀者來信和討論此事的文章。
作者中不乏知名學界權威和新聞人物。
雖然這些無法改變肖克利被禁止開課的情況。
但至少，隨著事情越鬧越大，重量級人物紛紛下場，萊曼校長身上的壓力確實減輕不少。
而他也非常聰明的從不參與討論，外加唐納德·肯尼迪的上躥下跳，萊曼校長悄悄的在這件事情中隱身起來。
現在一提起此案，左派罵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那條邪惡的猶太毒蛇…”
但因為弗蘭克林的滾蛋，倒是讓左派不再追求積極行動，而是試圖比賽誰的嗓門更大。
右派…么…
人是傻了點但更加熱心，某些反黑組織的外圍成員曾經端著步槍自發來愛德華門口站崗，嚇得他趕緊好說歹說請這幾位離開…和白癡呆久了，會被傳染低智商的…
不久后，事情越發鬧大。
《洛杉磯時報》的記者多次來采訪他。
最終發揮的報道讓他頗感自豪，其中有一段是這么寫的：
“通過愛德華生氣勃勃的為弗蘭克林和肖克利辯護，他與萊曼校長及其顧問的戰爭是不平等，甚至可以說他是沒有投石器的牧羊少年，僅僅依靠信念一個人對一群打起了筆戰。愛德華·楊填補了斯坦福大學里一直空缺的那個位置他是斯坦福的牛虻。”
這是極高的贊譽。
因為林肯總統就曾經盛贊異見者為文明政府所不可或缺的牛虻！
他上躥下跳忙半天，可不是就是為了這個嘛？
否則吃飽了飯，去攪合這趟渾水？
不管怎么說，經過弗蘭克林和肖克利兩個截然相反的案子，愛德華·楊這個名字在西海岸開始躥紅。
至少大家都知道有這么個年輕的卻專業素養深厚的小伙子，會為了捍衛第一修正而和不惜和斯坦福撕破臉。
很多人對弗蘭克林和肖克利不以為然，但他們卻支持愛德華的做法，認為哪怕是人渣只要沒把關進去，就應該受到憲法的保護…
一時間他又收到大量信件，有威脅的謾罵的，但更多的卻是贊揚他的勇敢。
社會組織希望聘請他為名譽顧問和名譽董事…
童子軍希望請他擔任名譽教官。
加州的陽光和海灘全美馳名，大量的比基尼美女照片也隨著信件飛了過來，這些大傻妞對于法律的理解僅限于《梅森探案》，但卻無法阻擋她們愿意用自己的身體去犒賞愛國律師的英勇行為…
愛德華對著照片流口水…
按理說在加州，他處于沒人管的狀態，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約…不對去傳授法律知識，甚至可以同時約幾個姑娘來自己別墅開無遮…開司法補習課程…
美國補課是完全合法的，不用擔心補課補了一半被FBI破門而入…
這倒是讓他想起了前世看到的一個段子：“個美國資本家，和一個中國資本家，在起聊天。
美:最近有什么發財的路子 中:我最近有個項目，和未成年有關。
中:我搞了一個小島，外人輕易進不去。
中:定期我會安排飛機，接送這些未成年。
中:我還會安排許多行業的精英，去島上揮灑汗水。
中:這些孩子在島上，都得到了成長，向成年人邁進了一大步。。
中:最近風聲緊，抓得嚴，只有這樣，才是最安全的。這么大塊市場，放著太可惜了。
中:就是這些學生啊，有些底子太差，估計以后考個大專都玄乎，補課還是得從小抓。
美:你FXXK的在說什么”
不是某人定力精深，是他實在沒時間。
弗蘭克林和肖克利案件吃掉了他太多精力，以至于放下了部分專業研究。
現在火已經被點了起來，始作俑者的他和萊曼校長都可以輕松的置身于外。
他必須抓緊，把之前的損失的時間補回來，否則一年期滿交不出重量級的報告，丟的不光是自己的人還有露絲伯格…
再有…
就是，他要到伯克利去找一個法學方面的大佬級的人物。
塔爾福德·泰勒教授，著名的國際法與刑法學權威。
在成為伯克利的教授之前，他也是顯赫一時的風云人物曾經參加過紐倫堡審判，以美國政府首席律師律師的身份，負責指控那些血債累累的戰犯，并且成功的把這些家伙送上絞刑架。
愛德華之所以要找他，是因為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護計劃組織的意圖。
之前說過，愛德華因為身上的猶太血統和司法背景自然而然的加入該組織，組織的第一個大買賣就是想辦法保住兩個劫機犯的狗命，以及應付由這兩個家伙被捕而引起的一系列的后續司法風暴。
大量的與此案沒有直接聯系的猶太人也被投入監獄，以及隨之而來的蘇聯政府對本國猶太人出境更加嚴格的審批。
雖然劫機事件看起來像是一出拙劣的鬧劇，并且在發生之前所有嫌疑人就被KGB一鍋端了，從頭到尾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有犯事兒的決心，那也要有承擔失敗帶來的成本。
總計有16人參與了劫機計劃，其中14個猶太人，他們的目的就是劫持一架小型飛機，飛到瑞典，然后申請政治避難，因為蘇聯政府不批準他們的移民計劃，他們決定鋌而走險，最終為首兩人，在旁聽席的歡呼聲中被判處死刑。
實際上，如果不是這個判決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護計劃根本不會考慮介入此事…
問題是，這不管是在法學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中都是個巨大的問題？
蘇聯法官根據蘇聯檢察官的公訴按照蘇聯的法律判處蘇聯公民死刑，到執行時也是蘇制托卡列夫7.62mm手槍彈一發入魂。
一切都順理成章。
好吧，要承認，這個判決里確實是受到了蘇聯上層的政治干擾，據說有大人物表示，要從嚴判決以便給境內那些蠢蠢欲動的猶太叛國者以極大的震懾…
總之，完全無法下手。
眼下有國際法，可還沒有說能讓美國直接干涉蘇聯內政司法審判的國際法法律條文。
當然實際上合眾國干涉別國內政是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的，莫說去翻法律上的判例，隨便找個歷史學老師都能給你侃侃而談講出不少來…
問題是，以前干涉的都是小國…
可現在面對的是蘇聯！
有核武器，面積比合眾國還大的超級大國…
一時間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護計劃的組員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
不知道誰就想到了塔爾福德·泰勒。
當年在紐倫堡他大出風頭，把一干送上了絞刑架，與他緊密配合的是兩位蘇聯的法律工作者，蘇聯首席公訴人羅曼·魯登科和他的高級助理列夫·斯米爾諾夫。
隨著時間的推移，泰勒教授無意仕途，去了伯克利上課。
而他那時的蘇聯同事，則官運亨通。
魯登科成了蘇聯總檢察長，而斯米爾諾夫是蘇聯最高法院院長。
兩人是整個蘇維埃系統中最有權勢的“律師”…
好吧，這是典型的美國思維在作祟。
實際上兩人更偏重于行政管理工作，但無論如何，這應該是一道可以打開的門。插pter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