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安全考試結束后,許秋就和孫沃、莫文琳一起直接返回了材一,三人都通過了考試。
后來他們才知道這次測試的100道題目里有三道是錯題。
許秋的實際得分是99分。
不過對許秋來說,不論是98分還是99分,都不是很重要,反正都是通過了嘛。
至于這些錯題是怎么被發現的,那是因為這次考試有七位同學沒有通過。
其中,有直接被扣到0分的倒霉蛋,還有一些大概是沒有好好復習,直接來裸考的同學,錯了十幾道題,得分低于90分。
因為考試不通過會影響到接下來的實驗安排,他們自然不肯接受考核沒有通過這個事實。
于是他們就一道一道的分析錯題,最后還真就發現有三道題目存在問題。
其中,有兩道是沒有正確答案的,還有一道是答案錯誤,本來應該是選C的,問卷星系統中按照B處理了。
重新計算分數后,有兩位成績在88、89分的成功上岸,拿到了90分以上的合格成績。
周日。
許秋剛到216沒多久,就被魏興思召喚到辦公室。
魏興思開門見山說道:“有幾件事情,首先是Ronald之前和我們合作,投了一篇文章,文章投了ACSAMI上,許秋你是二作…”
許秋剛開始聽到這個消息還有些懵,之后仔細回憶了一下。
好像是Ronald夏天過來訪問的時候,對方帶了些ITIC相關的器件樣品回去。
后來他們又發郵件要“新鮮的”樣品,許秋就讓莫文琳做了些郵寄了過去。
在這期間,許秋還和Ronald本人,以及Ronald手下的一位博士后發郵件聊過幾回。
算是無心插柳吧,沒想到還撈了一篇二作文章。
對現在的許秋來說,材料領域的一篇ACSAMI不算什么。
可對于一些領域來說,發文章比較困難,ACSAMI已經算是很不錯的文章了。
就像Ronald主要研究的CEILV和TOF這兩種表征手段,只被限定用在半導體領域中,想要發表高影響力的文章就比較困難。
但你能說這些應用面沒那么廣的儀器設備就不重要嗎?
顯然不能。
事實上,國內在各種精密儀器設備上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非常落后的,和目前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完全無法匹配。
其中,占比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當年“造不如買”的方針,直接指引了一條錯誤的前進方向。
種花家科技部原副部長的一句話,道盡了國內科技界的無奈:“種花家購買科研儀器的熱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國公司!”
不久前,清北大學的核磁共振中心的一臺核磁共振儀出現故障,他們聯系德意志的布魯克公司進行維修。
布魯克公司開口就表示先付23萬元的人工費,然后他們再去準備液氦,看看能不能修。
換句話說,如果沒成功,這些錢就白花了。
堂堂種花家最高學府的清北大學,何時受過這種氣?
該中心憤而終止了雙方的合作。
此事在當時驚動了國內數十位教授。
但這種掙扎注定是徒勞的,因為國內幾乎沒有廠家能生產這種叫核磁共振儀的東西,或者可以把幾乎兩字給去掉。
這種局面,已經存在很多年。
早在2010年,種花家就取代漂亮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
但近年來,種花家對國外高端儀器的依賴不但沒減少,反而在不斷上升。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進口近千億美元的儀器設備,僅次于石油和半導體。
其中,90的高端儀器被國外公司壟斷。
以核磁共振儀為例,全世界只有德意志布魯克等少數幾家公司能提供。
就是這家年營收只有20億美刀的德意志公司,獨占國內80以上的市場,把清北大學拿捏得死死的。
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冷凍電鏡,是研究蛋白質結構的重要工具,全世界只有漂亮國FEI、霓虹國電子、日立能生產,國內連山寨版都造不出來。
稍微低端一點的掃描電鏡,國產份額也不到10。
質譜儀用于測量微觀粒子的質量,目前基本依賴進口,高端的液質聯用技術,則完全來自漂亮國安捷倫、賽默飛等廠商。
因為國內不能生產,種花家每年上萬億的科研固定資產投資,60用于進口設備。
除了實驗室以外,在醫院里,包括CT、核磁共振儀、大型X光機,幾乎被俗稱GPS的GE(通用電氣)、Philips(飛利浦)和Siemens(西門子)三家壟斷。
幾年前,人民日報記者曾走訪上百家企業,發現那里的生產線和研發中心,幾乎淪為“洋裝備”的盛宴。
“中國制造在西方的商場里,德日制造在中國的工廠里,美國制造在中國的實驗室里。”
這樣的調侃,多少令人尷尬。
2009年,北京大學曾做過一個調研,結論是:“過去20年,我國科學儀器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逐步拉大。”
好在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設立重大專項,加碼投入,不少儀器公司也在崛起。
2006年,北京東西分析儀器有限公司自主研發出第一臺質譜儀,吹響中國科學儀器邁向高端的沖鋒號。
被Illumina卡脖子的華大基因,也知恥后勇,通過自研和收購海外技術,躋身全球三家可量產臨床級別基因測序儀的公司之一。
魔都聯影醫療更是推出種花家首臺超高場動物磁共振系統,打破GPS長達30年的壟斷。
盡管如此,在高端儀器方面,國內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另一方面,Ronald年齡50,都還活躍在科研第一線,親自做實驗,而像國內,在Ronald這個年齡的教授,很少會自己動手做實驗了。
就比如魏興思,回國后只有在最開始把各項實驗技能教給了吳菲菲、陳婉清、段云和田晴,之后就是在幕后指揮,不再親自做實驗了。
大多數比較拼的,都是一些年輕的青椒學者,因為有類似“非升即走”的條款約束著。
橫向對比科研圈內的從業人員,尤其是頭部科研工作者,給許秋的主觀感覺就是:
老外相對更熱愛科研一些,更多的是把科研當成事業,而國內的科研工作者,更多是把科研當做一份比較穩定的“鐵飯碗”工作。
一個是事業,一個是工作,定位不同,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不同。
“事業”類似于自己當老板,“工作”相當于是給其他人打工。
當老板的時候,可能會看重公司的長期發展,而給其他人打工呢,多半只想著怎么多掙些錢,理想抱負什么的,那都是畫出來的大餅。
就比如,千度變成現在被人人喊打的樣子,創始人肯定是難逃其咎,但這樣的情況真的是創始人愿意看到的嗎?其實也未必。
當一個企業膨脹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創始人可能已經很難實際控制整個公司了。
一方面,是資本對人的異化作用,讓人過分去追逐超額的回報。
另一方面,負責具體事務的人都是中層員工,中層員工要是聯合起來的話,完全可以無視高層的命令,從中撈好處,這樣高層給出的命令,就很難傳到底層,執行下去。
而且,這種問題也難以解決,你總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層都換一遍吧,就算換了新的過來,你能保證他/她就不被同化嗎?
至于中層們為什么這么做,原因也很簡單,他們與老板、高層不是一個階層的人。
對大廠來說,老板、高層們通常都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他們或許會為了理想而奮斗,去當一個造福社會的“企業家”;而中層的員工可不管你的餅有多大,對他們來說,拿到手中的利益才是真的。
以競價廣告來說,老板、高層們提出這個想法,大概率是不會希望公司接一些質量不好的廣告去賺黑心錢的,只是劃定了KPI,讓下面的中層帶著底層員工去執行。
而中層員工們的想法可能是:“我們一起接XX醫療、XX男科的競價廣告吧,這樣可以為公司創造上千萬、上億的營收,我們一年賺他個幾十、幾百萬,然后干幾年攢夠錢,等財務自由了,就直接退休享受生活,至于之后事情萬一敗露了,千度會不會涼,那與我們又有何干,反正生病了要找醫院,我們又不會去千度搜索找醫院,而且這樣做也完全合法合規,別人最多在道德上譴責一下,不痛不癢的。”
然后他們就那樣做了。
科研圈子也是類似的,現實社會中,國內又有多少人是真的為了科研本身而奮斗的呢。
在上個世紀,網絡不那么發達的時期,或許還可以通過忽悠、思想改造或是其他什么方法誘導一些人去專注于科研事業,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成為了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
而現在,當整個社會都以“金錢至上”為導向,年輕人從小通過網絡接觸到這個燈紅酒綠世界,早早成熟,不那么容易被忽悠,被思想改造,又有多少進入科研圈的人能保證初心呢。
或許也是有的,那類人他們的初心就是一份體面而穩定的工作。
據小道消息表明,東亞人平均智商很高,和猶太人并列世界第一,達到了106,而漂亮國平均只有90。
從某種程度上,國內很多科研人確實很“精”,是那種獨屬于東亞人的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