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四章 鴆酒、解藥(下)

　　飲鴆止渴，和竭澤而漁，并不太一樣。

　　于治國上，飲鴆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機，但為了一時急用，不得不主動埋下這個危機。

　　當然大部分時候，都是王朝中后期，開始玩飲鴆止渴的套路。

　　比如劉鈺兩淮鹽改之前，萬歷四十五年，袁世振的鹽政改革，那就是標準的飲鴆止渴法，而不是竭澤而漁。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讓了食鹽這等國家經濟命脈的收買運銷之權，并且可以世襲。

　　好處是，在萬歷四十五年這個風雨飄搖的節骨眼，籌到了鹽稅。

　　當然，壞處是，連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讓食鹽的收買運銷之權，日后必要出大麻煩。

　　只不過，飲鴆止渴者的想法，無非兩種。

　　一種，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決這些麻煩。

　　另一種，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著，便有無限可能，說不定毒發之前，就能找到解藥呢？若能吃了解藥，那豈不是還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現在皇帝說的這番話，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說的鴆酒，毒性到底發作在哪？解藥，又是針對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這一點，就很容易出現理解上的偏差。

　　在劉鈺看來，這么搞，對大順王朝是毒酒，因為先發地區的資產階級，力量一旦壯大，就不會老老實實地不去吃掉內部市場。

　　這是劉鈺理解的飲鴆止渴。

　　是從階級的斗爭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順王朝的鴆酒。

　　而在皇帝看來，這杯鴆酒，更多的，還是一種技術問題。

　　即，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內部貨幣的統一、貨幣大量集中在先發地區、私有制和土地買賣不變的所有權基礎下，這么搞，會導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飛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來，才是真正的危險。所以，皇帝所謂的飲鴆止渴，是從技術和經濟角度上理解，認為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被取消之后，會導致貨幣集中，最終兼并加劇。

　　劉鈺和皇帝對“飲鴆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嗎？

　　本質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傳統封建王朝的興衰輪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劉鈺是站在新時代和舊時代之交的新興階級的斗爭奪權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兩個人在對未來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簡單來說，兩個人都很樂觀。

　　劉鈺樂觀，是因為這么搞，大順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傳承，搖身一變成為新時代的統治階層的一員，但舊時代會被徹底砸碎。

　　皇帝也樂觀，因為按照皇帝理解的鴆酒，大順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農”的角度，借助小農的力量，把新興階層的勢力掃滅，但又留下他們創造的生產力，或者說繼承他們的遺產。

　　最聰明的統治者，一定會嘗試借用小農、小生產者的力量。用第一種私有制，反對第二種私有制。

　　就是老馬說的：經濟學原則上，往往把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那兩種私有制之一，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則是以對他人的勞動榨取為基礎。

　　后者不單與前者正相反對，并且王權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劉鈺理解皇帝的樂觀——先喝下鴆酒，以后找解藥的樂觀——到底源于何處。

　　但，劉鈺的樂觀，也正是建立在對皇帝的樂觀嗤之以鼻的態度上。

　　新興階層、新興階層，既然是以對他人的勞動榨取為基礎，那么顯然這是一個光影伴生的系統。除了有一群在大順的社會條件下相對脆弱的資產階級外，還有一群新生的、能夠和佃農等站在一起的、出賣勞動的階級。

　　誰說，顛覆舊時代的新興階級，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業資產階級？

　　或者說，誰說新興的階級，就只有一個？

　　舊時代，也是倆倆伴生的啊。沒有佃農，哪來的地主？沒有工人，哪來的靠對他人的勞動榨取為生的資產者？

　　所以，皇帝可以樂觀，以封建王朝的傳統思路，把問題理解成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也就是劉鈺所謂的變種洋務運動思路。

　　劉鈺也一樣樂觀，以新時代的階級的斗爭思路，把問題理解成“內地地區的資本主義不夠發展，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廣闊的閃轉騰挪的空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資產階級的力量發展，使之無法深入到內地。同時又引導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對立，從而分散敵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這么搞，那就真的進入到劉鈺熟悉的劇本了——傳統王朝的傳統力量，控制內地；新的東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許就琢磨著往內地使勁兒。

　　無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兩個，合為一個，帝國主義竟是本國的資產階級而已。

　　還是那句話，一鴉的“關稅”問題，影響的是本國的資產階級的發育，而關稅問題對小農而言，并無區別，都是要把他們瓦解的。

　　因為，理論上，一國之內，各省之間不該存在關稅。那么，本國的資產階級發育起來后，松蘇的布，和曼徹斯特的布，對小農而言是沒區別的；只是說，對民族資本而言，區別巨大。

　　應該說，劉鈺的一些列改革，只是把買辦階層往死里弄，弄得大順現在真的是欲當買辦而不得——

　　“不反人類”的商品，歐洲貨幾乎賣不進來，這當然不全是劉鈺的改革之功，而是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勞動換來的，歷史上1800時代之前也是歐洲的吊毛都賣不進來，反倒是逼的英法連續出臺政策，細木匠協會大鬧要求禁止東印度公司買中國貨、笛福狂寫小作文、曼徹斯特紡織業哭廟請求出臺東方棉布禁止令、休謨感嘆是廣闊大洋作為天然關稅頂住了中國制造。

　　“反人類”的商品，大順的中央集權還沒有崩，統治還非常有力，商人階層即便覺得空船從歐洲回來不合算，卻也不敢去土耳其收鴉片運回來，抓著就是死。而且也因為大順的中央集權沒有崩，專營權、貿易特許權等，還監管得住，就像是東印度公司這個大公司保護了英國的紡織業一樣，大，管起來相對來說就容易，因為這個時代的緝私海關等技術水平在這擺著，越大、公司實體越少，越好管。

　　越大、公司實體越少，越好管，聽起來是反直覺的。

　　但實際上…英國連法國糖蜜都控制不住，為啥能執行《棉布禁止令》？英國為啥禁不止荷蘭的茶葉往北美跑，但卻能控制倫敦的茶葉拍賣所？

　　因為，西印度不是一個公司，而只有一個松散的西印度商會；而東印度是一個公司，有一個實體，而不是松散的東印度商會。

　　現在說，皇帝支持工商業繼續發展、甚至直接技術進步，似乎也是反直覺的。

　　但實際上，這又繞回了那個“封閉愚昧、閉關鎖國”的說辭：1760年的中國傳統封建王朝，一個不是建立在海外貿易上的、擁有三億多人口的、每年大千萬的貿易順差的、最大矛盾是人地矛盾畝產不足導致再發展下去就算均田也吃不飽飯的國家…所謂封閉、所謂閉關，在外封閉之外、關門之外，誰解決了這個問題？誰把畝產提升到200斤以上了？最大的矛盾根本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去擁抱什么？驅逐天主教傳教士是不是閉關鎖國？如果是，那么法國和西班牙，逼宮解散耶穌會，甚至威脅要退出羅馬教廷，是不是閉關鎖國？

　　還是那句話：圈地運動、科技發展帶來的畝產提升，是相對英國、相對歐洲中世紀晚期來說的。

　　英國農業革命，是相對英國自己來說的“農業生產力的巨大提升”。

　　而提升到現在，英國農業革命的成果，距離華北的畝產，依舊差了一大截——英國的畝產超越中國華北，要到智利硝石大規模開采、以及滿清中央集權基本崩潰水利設施崩掉和黃河北決之后。至于江南水稻壤地區的畝產，人工化肥之前就別琢磨著超越了。

　　所以，封閉愚昧、閉關鎖國，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問題在于，到底學什么？

　　這個年代，學什么？是個大問題。

　　學農業？畝產150斤的，去學畝產120斤的？學對面從荷蘭那學來的曲轅犁，替代了北歐笨重的六馬輪式重犁？還是學對面的壟作、輪作？

　　學工商？棉布逼到對面出行政的《東方布禁止令》，逼的和朋友干過陶器廠的笛福整天在小說里嘀嘀咕咕陶罐，逼的歐洲要考挖掘龐貝古城來對抗宮廷風格日益嚴重的東方美學入侵…有啥可學的？

　　學錯的對象，就會發現沒啥可學的。

　　而真正要學的是什么？

　　真正要學的，是老馬說的“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也即老馬說的殖民掠奪、國債制度、重稅制度、保護制度、商業戰爭——手工業時代，是商業的至上權，帶來了工業的發展。而商業的至上權，需要國家強力、需要海軍、需要重稅、需要保護制度、需要商業戰爭。

　　而細節一下，要學的，是軍事制度、火器思路、練兵體系、風帆艦戰斗技巧、商業戰爭——這里面，保護制度，大順不用學，因為不用保護，對面也吊毛都賣不進來。

　　這就是劉鈺認為的、雖然皇帝也認為是、但兩者的思路不同的“飲鴆止渴”。

　　劉鈺在先發地區，踐行著老馬說的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的改革，學了應該學的東西，包括軍事、風帆艦、重稅、專營權、商業戰爭這些東西。

　　因為學了該學的、摒棄了那些似乎該學實則學了吊用沒有甚至倒退的東西，所以，先發地區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已經基本可以確定建立起來了。

　　這東西一旦建立，目的就會奔著“世界市場”使勁。而“世界市場”，又肯定先囊括了“國內市場”。

　　于是，劉鈺認為，繼續往前走，對大順而言，就是飲鴆止渴。

　　這和皇帝從傳統思路所理解的飲鴆止渴，是不同的。皇帝是建立在“重農輕商”的內在邏輯上認為的飲鴆止渴——內在邏輯，是商業積累資金的速度太快，而又是土地私有制可以買賣，生產資料會聚集兼并在商人手中，而土地是“唯一”的生產資料這個舊時代的基礎上的邏輯。

　　簡言之，皇帝理解的，是“私有制和土地自由買賣”，與“商業、高利貸金融，積蓄資本的速度遠勝實體產業、經營和農業，無法解決土地作為金融屬性和避險資產的高價值”的矛盾。

　　這是個技術思路。

　　這個思路的前提，就是老馬說的把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

　　劉鈺理解的，是既苦于資本主義發展、又苦于資本主義不夠發展的，兩種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并且后一種私有制一定要建立在前者的墳墓上的不可調和。

　　這是個政治經濟學思路。

　　故而，皇帝的理解，這杯鴆酒，是有解藥的。

　　而劉鈺的理解，這杯鴆酒，是無解藥的。

　　因為皇帝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明白，兩種私有制的區別。

　　比如，在技術上，皇帝可以理解劉鈺在扶桑的移民思路；但在內核上，皇帝壓根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比如，在技術上，皇帝支持修鐵路、支持海運，因為這會增強他的統治、方便賑災、也方便鎮壓調兵、同時又可保證軍事集團始終駐扎在京城周圍的可控范圍之內；但在內核上，皇帝依舊沒有對南通地區的新運河挖掘后，包買制、偽男耕女織、家庭用東亞特色適配的鐵輪單人小型家庭用織布機，沿著新運河，迅速蔓延、幾年就徹底改變了南通地區的經濟格局，只留下一個披著“男耕女織”外套的“假的、無舊內核的男耕女織”。這和技術上搞出火輪船可以從松蘇直抵漢口，實質上是一回事。

　　如果談技術。

　　大順真正要面臨的技術問題，是第一種私有制的理想，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均田、限田、抑商、甚至春秋戰國時代的農家那一套十足勞動換十足成果的空想，都是建立在第一種私有制基礎上的理想，真的是從開阡陌破井田之后深入人心上千年的東西。

　　而真正的技術問題，是如何保證第二種私有制的發展，要建立在第一種私有制的墳墓上，但第一種私有制的擁躉者有3億人，他們不想進墳墓，不想坐在那等著被歷史車輪碾碎的…技術問題——這占此時全世界總人口的至少35。

　　全世界這時候加在一起，都不到10億人。3億人，說35，都少說了。

　　這是技術問題嗎？

　　不但是，而且是。

　　說他是技術問題的前提，是人是有思想的活物，是不會坐在那等著碾碎、是會抗爭的…只要承認這是現實世界，那么這就是個非常高端的技術問題。

　　誰有這個“技術”，誰就能主導今后百年的中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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