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眾正盈朝群魔舞
訂閱提示：本章大半篇幅是大宋君臣面對亡國的巨大壓力而做出的撥亂反正行動，引用了很多歷史事件，不喜勿訂。
事實證明，解決不了問題就先解決人的做法只能暫時轉移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卻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客觀存在的社會問題。
大宋王朝也沒有因為奸臣盡皆伏誅眾正盈朝而走向中興，反而因為沒有了這些大奸臣供“眾正”同仇敵愾，導致朝堂上變得更加熱鬧。
當然，真正的王朝精英不會這么膚淺，他們還是能看到這些問題，并嘗試去解決它。
實際上，早在下詔流放蔡京、誅殺童貫等人前，大宋朝廷就已經在著手解決這些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了。
大宋王朝存在的問題多不勝數，可真要歸納起來，無外乎內憂和外患兩點。
從仁宗朝的范仲淹開始，到神宗朝王安石、哲宗朝章惇、道君朝蔡京，無不是試圖以政治、經濟、軍事等改革重塑大宋，以給這個早衰的王朝續命。
結果，歷次改革僅僅解決了部分舊問題。
而新的問題卻在改革中不斷涌現，致使改革一再失敗，進而導致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最終拖垮了大宋。
趙桓的天資本就遠不及其父趙佶，性格又怯懦軟弱，自沒有趙佶那種明知不可為偏要為的昏君犟勁。
其人只想做個受臣民贊頌的好皇帝，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不要與民爭利。
而在見識了臨安民亂展示的可怕“民意”后，趙桓更不敢再走自家老爹的路。
其人轉而“順應民意”撥亂反正，試圖以不變的祖宗之法換來變化了的祖宗之治。
顯而易見，朝政由銳意改革改為全面恢復祖制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必然會造成朝野上下的思想混亂。
開倒車能不能解決內部問題尚需在實踐中檢驗，但開倒車造成的思想不統一問題不解決，朝堂上必然就會爭吵不斷，皇帝別想耳根清凈，朝廷也會不斷內耗。
因而，大宋朝廷面對的當務之急便是解決思想混亂的問題。
四月初三，知樞密院事李綱迎奉太上皇帝入都門，解決了天有二日的問題，消除了趙桓帝位可能會動搖的風險。
四月初七，立皇長子趙諶為皇太子。
趙諶在之前的被俘中受到驚嚇，身體狀況一度不好，調養了好些天才恢復正常。
同一日，知樞密院事李綱出任淮南東、西路宣撫使，許瀚接其任，并以尚書左丞耿南仲為門下侍郎。
此舉同樣是進一步鞏固趙桓的帝位，更是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吳敏上札子：
“《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
蓋由之而不知，其獨恨強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
臣愿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圣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愿。”
趙桓準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討論祖宗法，以吳敏、唐恪、李鄴三人領其事。
擁有億萬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極其復雜的組織體系，不同于走錯了方向說回頭就能立即回頭的個人，任何朝政的實施必然會給整個時代造成甚遠影響。
即便是盡復祖宗之法，也不能隨便割裂歷史粗暴的一刀切。
這兩道詔令不再是空洞的“復祖宗之制，寢罷一切害民之法”的口號，而是進入了政策轉彎的實質準備階段。
但即便趙桓有如此決心和行動，仍有一些臣子不買賬。
這些人認為詳議司與旨在推行變法的神宗朝條例司、道君朝講議司實異而名似，難以體現恢復祖宗之法的誠意，甚至有可能學道君借古改制。
既然是“復祖宗之制，寢罷一切害民之法”，那就沒什么好討論的。
百年前都能運行良好的祖宗之制絕不可能現在運行不好，一刀切就完了。
因不少大臣一再上書要求罷掉詳議司，趙桓不堪其擾，咬牙堅持了一個月后，只能再次“順應人心”，撤掉了這個專門為朝政過渡而設的政府機構。
四月十七日，詔開經筵。
并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朱勔之應奉，童貫征同之戰，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
關陜、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后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
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褫奪之。
既然是撥亂反正，自然少不了將道君朝因各種害民之事而升官者的官職一一褫奪。
至于這些官職被褫奪者原本就是奉旨行事，而且也有部分人干出了實實在在的功績，則無人關注。
權力斗爭就是這樣，舊人不下去，新人如何能上來？
四月十九日，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務。
這道詔令延續了仁宗朝三司使包拯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的傳統，只是做得更徹底而已。
從此以后，奉旨加班，節假日不休。
新黨提倡人性化管理，一再為各級官吏加薪，并爭取節假日休息和冰碳補助等福利，舊黨欲要恢復祖宗之法，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至于取消節假日后，官老爺們長期得不到休息，身心健康怎么辦？
不存在的！
正人君子們皆履清要之職，每日只需要吟詩作賦粉飾太平即可致天下太平，當官當得快活似神仙，要什么節假日？
果不其然，這道詔令下達四日后，便有臣僚上言：
“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
熙寧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為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
以至為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為不足法，流弊至今，為害日久…
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諭，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乂安，其可得乎…”
天子從其請，詔復以詩賦取士，并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這是要從源頭上糾正用人導向，盡量避免那些滿肚子富國之策，實際卻是“與民爭利”的家伙混入純潔的大宋官僚隊伍。
嗯，治國先治德，深受詩詞歌賦等傳統文化熏陶的官員肯定道德高尚，絕對不會禍國殃民，沒毛病！
四月二十三日，詔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親擢。
同一日，詔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五月初一，再拜龍德宮，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很明顯，天性輕佻愛自由的趙佶被關起來后并不安生，暗地里做了一些事，讓趙桓嗅到了危險，不得不加緊對自己老爹的看管。
五月初五，應“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的著作郎兼太學祭酒楊時之請，詔追奪王安石王爵，罷配享孔子廟。
五月初六，詔無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歷任實及十年者，才能享受恩蔭待遇。
新黨善于“開源”，舊黨確實不善此道，就只能“節流”了。
但節流明顯是動既得利益者的餅子，肯定會遭抵觸。
這個問題也很好辦，人分三六九等，上層的老爺們不用動，繼續壓榨無出身的官員和沒前途的小吏便是。
六月初一，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賀。詔諫官極論闕失。
趙桓顯然發現了自己老爹的正確使用方法——沒事拉出來挨頓罵，更有利于彰顯自己的功績，也有利于朝廷百官團結一心。
七月初一，廢除元符上書邪等的禁令。
七月二十三日，著作郎兼太學祭酒楊時上言“宣仁皇后（神宗皇帝之母高滔滔）保祐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政典。”
趙桓再納良言，詔侍從官共議改修宣仁皇后謗史。
既然是廢新還舊，自然要徹底，先從改教——歷史開始。
令人尷尬的是，大宋皇帝和朝廷如此順天應人，卻沒能換來上天的庇佑。
六月十七日，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次日，趙桓匆忙下詔慮囚。
六月二十日，彗出紫微垣。
六月二十一日，太白星、熒惑星、歲星、鎮星在張宿會合。
上天接連降下異象示警，很自然會引來一眾言官“星象垂戒，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之類的上書。
趙桓除了沒做到如其老子那般親自上陣敬天之誠外，該做的真的已經都做了。
無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詔罷都水、將作監承受內侍官。
實際上，自太學生聚暴民屠內侍后，作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內侍已經很少有人敢出宮辦事了。
趙桓此舉其實是以詔令形式正式剝奪了內侍作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經眾正盈朝了，天子還派內侍為承受監察地方，這是信不過誰呢？
然而，僅僅過來一個多月的時間，上天又降下異象。
八月七日，又彗出東北，長數丈，掠帝座，掃文昌。
趙桓這回沒轍了，只能詔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臣具民間疾苦以聞。
要不怎么說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趙官家為天下蒼生做了這么多實事，關鍵時刻自然會有忠心臣子為其解憂。
御史中丞陳過庭便及時上奏，言：“彗出東北，應在偽同，此乃亂賊將衰之兆，非大宋之憂也。”
眾臣皆以陳中丞之言甚妥，并為天子賀…
大宋的面臨的窘境畢竟是內憂外患相互疊加，相較而言，外患比內憂更加嚴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決內患的同時，也沒忘了應對外患。
四月十八日，應眾臣反復上書之請，趙桓下詔加種師道太尉、同知樞密院事、荊湖北路宣撫使，命其招撫蠢蠢欲動的鐘相。
四月二十八日，詔有告奸人妄言同軍復至以恐動居民者，賞之。
同宋兩國剛剛發生的大戰中，不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軍望風而逃，還有不少上戶人家聞同軍至而棄家奔走。
甚至在同軍退兵后，臨安城中還兩次因同軍復至謠言導致城中居民爭相逃亡。
大宋軍民懼同入骨由此可見一斑，且短期內也沒辦法消除這種負面情緒，那就只能以嚴刑峻法盡力壓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以上，舉曾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者，每人舉二員。
四月二十九日，詔三衙并諸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并豪俊奇杰、眾所推服、堪充統制將領者各五名。
顯然，宋軍懼同皆不敢戰，指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已經不現實了。
趙桓不得不轉而求其次，看能不能“眾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詔天下有能以財谷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詔重申銅禁之令，并禁以金銀做飾物。
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國家財賦日窘，已經沒人能開源了，節流也有限度，怎么辦？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現在的問題是連年征戰連番大敗，既無足食，也無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這兩道詔令也算不是辦法的辦法，至于會不會造成地方官府趁機勒索百姓，或軍隊與地方豪強相勾結等問題，則不再朝廷考慮的范圍內。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過了眼前的難關，挽救了大宋國滅的命運再說。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軍節度使錢景臻，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劉宗元，并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保信軍節度使劉敷、武成軍節度使劉敏、向德軍節度使張矰、岳陽軍節度使王舜臣、應道軍節度使朱孝孫、瀘川軍節度使錢忱并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確有戰績的將領外，其余大半皆無從軍經歷，而且都是年過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錢景臻，便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第七子錢惟演孫，錢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戰績”便是尚仁宗之女魯國公主。
此舉如其說朝廷任用重將，還不如說是天子作出的與眾權貴共生死的姿態。
五月二十七日，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典型的國難思良將，或者說口渴得快死了才盼著挖井。
至于結果，肯定是有一點結果的，但也只有一點而已，出現的問題卻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軍叛亂，知州李延俊死于亂兵之手，朝廷急命劉頷討平之。
半個月后，因圍困光州李成的勝捷軍軍紀混亂，淮南東、西路宣撫使李綱斬殺御下不嚴的統制官焦安節以振軍紀，卻不能撫其眾。
眾軍卒又聽聞一手組建勝捷軍的童貫剛剛被朝廷誅殺而大恐，軍將李福趁機蠱惑部眾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