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越理越亂的大宋朝堂

　　訂閱提示：本章是過渡章節，基本都是北宋末年真實發生的事件稍加演義。王朝末年，各種作妖，作者寫得都煩，讀者估計看得更煩，不喜可跳過。

　　經歷了同軍差點攻破都城的強烈刺激后，大宋君臣終于意識到要想做出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在朝政上做出深入徹底的改變。

　　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革除積弊向前走的路實在太難，還導致全國上下怨氣沖天。

　　大宋現在這幫君臣無論心氣還是能力都大不如道君朝，根本不敢繼續在這條道路上撞個頭破血流，便只能選擇開歷史倒車——恢復祖宗之法。

　　可即便如此，他們也沒能精誠團結共度時艱，反而因為沒了國滅在即的巨大威脅，各種內部矛盾開始集中爆發。

　　高坐于御塌之上的趙桓能夠聽到的，除了復舊都東京、還大宋河山之類明顯無法實現的空洞口號外，便是對各類奸臣喊打喊殺就能振奮人心恢復國運的奇策。

　　殺奸臣振人心應該沒錯，至于能不能恢復國運，就只有趙官家的昊天祖父知道了。

　　大宋最大的奸臣，毫無疑問是蔡京、童貫等人。

　　這一點其實是朝野共識，而與已經被朝廷除名的伏闕之士陳東沒有太大的關系。

　　有沒有其人上書提出“六賊”之論，這些人也必須是最大的奸佞。

　　事實上，所謂“六賊”有失偏頗，也沒有什么代表性，至少陳東漏掉了為道君執掌地上神國的蔡攸。

　　原因很簡單：蔡京、童貫、蔡攸等人為趙佶執掌文、武、神大權多年，黨羽遍及天下，是真的能夠左右大宋國運。

　　沒有這些奸臣協調和督辦，道君即便再輕佻，也沒辦法將自己的荒唐意志轉化為禍害天下的具體行動。

　　大宋江山破敗至此，蔡京、童貫、蔡攸等人必須承擔絕大部分的罪責。

　　不徹底斗倒他們，不甘心做籠中鳥的太上皇便隨時都有復辟的可能，所有依附于新君趙桓的臣子也難得安寢。

　　實際上，自道君禪位跑路以后，朝中便不斷有臣子上書彈劾蔡京父子和童貫等人。

　　趙桓深恨蔡京等人，還在做太子時便想拿下這些奸賊。

　　但其人在此事上還算理智，清楚自己羽翼未豐，臨安又危在旦夕，事有輕重緩急，一直忍著沒有下手。

　　直到同軍退兵后，趙桓才下詔：

　　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安陸州明道宮。

　　結果，便如石沉大海。

　　蔡京等人也不是傻子，當然知道自己離開道君將會是怎樣的下場。

　　這些奸臣便以各種借口拒絕奉旨領罰，不肯離開已經回到江陵的太上皇身邊半步。

　　有大臣擔心夜長夢多，上書建議皇帝遣南陽府尹聶山為荊湖北路發運使，然后尋機“密圖之”。

　　趙桓從其議，當即宣聶山進殿并付以此任。

　　聶山不敢辭，乃請捕賊詔書并南陽府使臣數十人以行，皇帝亦許之。

　　由此，鬧出了不小的動靜。

　　彼時還在尚書右丞任上的李綱得知此事，前來勸阻。

　　“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

　　趙桓也確實擔心這樣的局面出現，乃被李綱說動，并詢問李相公對策，后者答：

　　“不若罷聶山之行，只明著貶低童貫等人，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

　　李綱的建議其實是麻痹、分化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趙桓半信半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貫等人果真相繼而去，僅留下蔡京父子繼續隨駕扈從太上皇。

　　恢復祖制，懲處奸臣算是大宋朝臣們唯二能夠達成共識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懲處奸臣，除了蔡京、童貫這等大奸“眾望所歸”沒有疑問外，對其余奸臣的認定也難以形成一致意見。

　　大宋淪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貫等寥寥幾人，除惡務盡，要做就做到底。

　　問題出在“誰是奸臣”的定義上。

　　很明顯，不同的人對“奸臣”有不同的定義。

　　由是，每日的朝會便充斥著吵鬧、攻訐、甚至謾罵，基本沒有精力研究正事。

　　眾臣們為了分辨誰是奸臣而斗志昂揚，只想清凈的趙官家卻是一個頭兩個大。

　　趙桓是真的想早日結束朝堂烏煙瘴氣的狀態，以安心做個“好皇帝”，再不用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卻因天賦實在有限而無能為力。

　　其人根本沒辦法分辨相互攻訐的臣子究竟哪個是忠臣，哪個又是奸臣，只能任由他們這樣吵鬧下去。

　　或許，嗓門最響，得到他人支持最多的臣子應該是忠臣吧？

　　但太學生陳東就是因為嗓門最大，也最能得人支持。

　　結果，這賊子卻鼓動民眾暴動，殺了朕的內侍！

　　在趙桓的糾結中，前往開封府迎接中宮和皇長子的首相趙野總算回來了。

　　可其人卻因為被眾言官彈劾而只能待罪府中，無法主持朝務為皇帝分擔政事。

　　這種形勢下，趁著天下兵馬勤王而擅自攻擊黃州守軍的淮南東路軍頭李成、聚眾抗稅的荊湖北路妖人鐘相等人造成的地方危機，則幾乎無人關注。

　　相關路、州的急奏接連送來，全淹沒在一堆彈劾奏章之中。

　　即便偶爾有人提起，也不及其他的事務重要，很快就會被帶偏題。

　　幸好這些亂臣賊子還知道畏懼朝廷天威，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李成、鐘相等人得知同宋兩國已經媾和，朝廷有余力平靖地方后，便以各自的實際控制區為界，相繼停止了主動擴張。

　　如此一來，朝中就更沒有人再關注這些其實并不遠的危險了。

　　反正大宋的主要矛盾永遠在朝廷，只要能夠解決朝中的分歧，地方上的些許動亂都不是大問——

　　至少，現在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徐澤了。

　　趙桓遵祖制用賢臣，是希望四海升平，朝中和睦，努力做個“好皇帝”。

　　現在的情況顯然沒法讓他如愿，其人擔心再這么折騰下去，不用正乾皇帝再率大軍前來，大宋王朝就會把自己玩死。

　　于是，心力憔悴的趙桓只能順應人心，罷免了上下都不滿意的太宰趙野。

　　而以“都人傾望”的中書侍郎范致虛出任首相，期望其人對得起偌大的名聲，能夠有所建明。

　　可惜，范太宰人如其名，致虛而不務實，坐而論道的水平極高，做實事的能力卻還不如其前任趙相公。

　　無論對大同關系問題，還是大宋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抑或亟待解決的各種危機，范致虛都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真被皇帝問急了，范相公便以是“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之類的扯淡話敷衍天子，聽得趙桓肝火直冒。

　　而且，此公還與年輕的次相吳敏政見不合，雙方頗多沖突。

　　一日，諸宰執于政事堂議事。

　　首相與次相針對一道奏章的批閱意見相左，爭執不下。

　　范致虛抖起首相的威風，決定不理次相，提筆就準備直接簽署意見。

　　吳敏見狀，譏諷其人是“明德相公”，只需簽署“明德”二字即可。

　　范致虛當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幾斤幾兩，遇事不決以“明德慎罰”之類的萬金油屁話做遮掩，并非其人不知道這樣做很窩囊，怎奈不說這個，又能說啥？

　　吳敏偏要打人打臉，范致虛如何能忍？

　　其人當即以筆擲之，正中吳敏面額，致其額鼻皆黑。

　　首相與次相二人鬧得如此不像話，堂中的同僚們也坐不住了，趕緊尋個借口開溜。

　　吳敏雖然年輕氣盛，卻忍下了此事，并沒有對范致虛飽以老拳。

　　但到次日朝會，其人卻向皇帝奏明此事，算是徹底與首相撕破了臉皮。

　　趙桓罷趙野而以范致虛為首相，為的是求耳根清凈，現在卻落得更加難受，也對“明德相公”范致虛失望透頂。

　　兩日后，天子下詔罷太宰范致虛，并以少宰吳敏代之。

　　又以戶部侍郎唐恪進拜尚書右臣兼中書侍郎。

　　吳敏在政事堂和樞密院轉了一圈后，終于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文臣之首，其人政治上的盟友李綱便不能再留在知樞密院事如此敏感的位置上。

　　御史中丞陳過庭趁機上奏，言大同已經退兵多日，上皇卻仍滯留江陵，建議皇帝再派干臣前往江陵，迎上皇歸京。

　　趙桓從其請，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奉迎使，務必要迎上皇歸來。

　　其實，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趙桓率諸臣“打贏”臨安保衛戰，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聲望后，便改擷景園為寧德宮，準備給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隨即派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實際是“日奐”兩字連為一字，打不出來〉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迎趙佶返回臨安。

　　隨后，又遣尚書右丞李鄴為道君行宮奉迎使，繼續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趙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臨安將會面對怎樣的命運，死賴著不愿回來。

　　其人并不是一個人在外逍遙，為了養活龐大的隨從隊伍并繼續維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奪本地財賦。

　　甚至，在同宋兩國大戰臨安朝廷無暇顧及自己期間，趙佶還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員，以方便控制地方，調度物資。

　　正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

　　趙佶已經交出權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沒有了生殺予奪的特權。

　　任其長期滯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風險。

　　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遠遠超過大同帝國的討伐了。

　　陳過庭這個建議合情合理，趙桓的安排也無可挑剔。

　　李綱乃是為大宋江山不顧己身的社稷之臣。

　　當初國家危難，就是他將太上皇趕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趙桓再派其人將道君迎回京師關起來，也是朝中能夠想到的最佳人選。

　　自楊世可兵敗，種師道頂鍋被罷后，李樞密就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

　　知樞密院事后，其人便極少對朝堂之事發表意見，算是已經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壇的各方面準備。

　　李綱受領任務后，只是請皇帝御筆書寫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裝義無反顧地趕往江陵，前去硬剛滿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對的道君趙佶。

　　而在其人離開臨安的次日，監察御史余應便在朝會上面奏天子，言：

　　“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兇，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

　　…今彥、安中、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尚從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梟貫于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

　　左司諫陳公輔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險，能為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

　　其人言畢，其余朝臣大多也盡皆附和，大談“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

　　眾臣不約而同地選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發難，極盡危言聳聽之能，想以言語煽動皇帝對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懲罰。

　　趙桓不清楚這些臣子私下有沒有串聯，卻發自本能地對他們的話持懷疑態度。

　　其人想到了當初陳東以懲處奸臣之言煽動市民暴動之事，總覺這些臣子對奸臣如此賣力喊打喊殺暗藏禍心。

　　當然，一片喊打喊殺中，也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

　　太宰吳敏便認為太上皇尚滯留在外，朝廷就急著處置其身邊的寵臣，擔心這些奸佞會狗急跳墻，行那不測之事。

　　吳敏的本意其實是害怕朝廷倉促行事，會導致與自己一條繩上的李綱遭遇不測。

　　但傳入皇帝的耳中，卻是另一層意思。

　　趙桓原本還有些猶豫，聽了吳相公“不測之事”的言論，反而有了異樣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為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

　　事實證明，李綱不愧為道君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趙佶便老實隨其返回了臨安。

　　天子乃賞李綱功，任命其人為淮南東、西兩路宣撫使，并以御史中丞許翰代其職。

　　許樞密上任后，接連上了兩道奏疏：

　　其一，不當解種師道兵柄。

　　其二，聞東京軍民不肯割地，愿輸租賦，代割地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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