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大宋的底蘊

　　大同正乾四年、大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的襲慶府之亂，是同宋戰爭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但因為兩國的官方記載不一致，且此事牽涉到孔子后裔而成了一樁后世懸案。

　　此后數百年時間里，圍繞襲慶府之亂的起因究竟是圣人子孫應對危機自結團練保境安民，還是主動跳反背叛朝廷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

　　其實，處于混亂時局之中的經歷者，也因為各自的視角不同信息面不一而各執一詞。

　　仙源縣的動亂規模其實并不大，又因為孔氏的及時干預而維持在比較理智的范圍內，并沒有爆發流血沖突。

　　不過，事后孔氏向大同官府交代的情況卻與仙源縣共建會提供的報告有較大出入。

　　而向來反應神速的同軍在這次動亂中也慢了一拍，直到襲慶府守軍逃遁兩日后，同軍第五軍才進入瑕縣控制襲慶府恢復社會秩序。

　　第五軍出兵的方向也是不是仙源縣東面的沂州，而是瑕縣西北面的東平府。

　　至于望風而逃的襲慶府守軍，則是連仙源縣究竟發生了什么，同軍為何能繞過泗水縣出現在仙源縣境內等情況是真是假都沒有做出判斷便直接崩潰，自然提供不了什么有效信息。

　　這些潰兵沒膽子面對戰力彪悍的同軍，散播謠言禍害普通百姓卻是個頂個的好手。

　　潰兵逃出瑕縣后，便邊逃跑邊洗劫百姓，在沿途不停地播撒暴力和恐慌，大批百姓被潰兵裹挾著逃亡。

　　雖然這些動亂是襲慶府潰兵的自發行為，卻因為同宋兩國對峙的緊張氛圍，造成了隆德府兵變后李成故意散播流言類似的效果。

　　眼見一個應對不力，去年底席卷澤、懷、孟、衛等州的大逃荒就要在京東西路再次上演。

　　幸好，大宋王朝立國一百六十多年，還是有些底蘊的。

　　危急時刻，襲慶府動亂波及的第一站——濟州文武官員表現出了極強的責任擔當。

　　潰軍入境的消息剛傳到濟州治所巨野縣，知濟州事蘇遲便果斷下令守軍關閉城門，加強巡防，嚴厲懲處城中散布謠言趁火打劫的潑皮無賴。

　　同時，其人還命濟州兵馬鈐轄范瓊率軍出城，支援洸水河畔的任城縣守軍，并收攏整編四散而逃的潰卒，以阻止同軍西進。

　　范瓊由卒伍補官，行事果毅，多次參與鎮壓民亂皆有突出表現，逐步積功到現在的位置，在士兵中也有較高的威望。

　　其人深知亂世當用重典的道理，出城后便下令本部軍士凡遇潰軍亂民，不問緣由先繳械整編再說。

　　膽敢抵抗者或正在行兇作亂者，不論身份地位皆就地正法。

　　須知潰兵之所以會禍害百姓，除了破罐子破摔宣泄負面情緒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打劫錢財以備個人緊接著的逃亡所需。

　　對濟州軍士來說，清剿殺人放火的襲慶府潰兵確實有風險，但收益也相當不錯，有范太尉兜底，自然個個爭先。

　　憑此鐵血手段，范瓊不僅迅速穩定了濟州動亂，還將逃進濟州境內的襲慶府潰兵整編了大半。

　　及至任城縣時，其人已經聚眾上萬，聲勢大振，竟然穩住了岌岌可危的洸水防線。

　　當然，所謂“穩住防線”，只是因為蘇遲、范瓊二人反應迅速，趕在同軍殺入濟州之前就進駐任城加強了洸水防線，并不代表濟州宋軍有實力打退同軍。

　　同宋兩軍戰力相差懸殊，朝廷的精銳大軍都屢屢敗于人數更少的同軍，更別說數量并不占優還人心惶惶的濟州宋軍了。

　　待同軍穩住襲慶府后再大舉西進，濟州十有八九守不住。

　　知濟州事蘇遲就非常明白這一點，并沒有被一時的表象沖昏頭腦。

　　其人一面向任城調撥物資繼續鞏固防線，一面接連向朝廷發出快馬急奏請求支援。

　　戰報傳至臨安，這些年飽受同軍驚嚇的教主道君皇帝大驚，卻沒有失措。

　　其人并不清楚京東西路的究竟發生了什么，卻知道大宋軍隊雖多卻都打不了硬仗，全靠人多壯膽。

　　結果便是年年都在征兵，處處都要用兵，處處都沒兵可用。

　　朝廷若要增援并保住京東西路，臨安所在的京西南路就必然要抽調大量兵馬。

　　當前形勢下，如何能輕易冒這個風險？

　　因而，趙佶并沒有響應蘇遲的請求，遲遲不肯向京東西路派出援軍。

　　幸好天佑大宋，同軍拿下襲慶府后并沒有趁勢席卷京東西路，給了宋軍喘息之機。

　　隨著京東西路的情報不斷匯總到臨安，襲慶府淪陷的原因逐漸浮出水面。

　　主要原因固然是府中文武戰而不備，軍心士氣極低，直接原因卻是仙源縣的突發動亂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之后才開進襲慶府的同軍，只是平白撿了漏而已，同宋兩軍實際并沒有交戰，大同應該也沒有料到宋軍會如此“主動”。

　　證據便是同軍拿下襲慶府后并沒有順勢驅趕潰兵進入濟州，也就是說大同會不會就此發動攻宋之戰尚且兩說。

　　大宋若是反應過激，不等大同來攻便調動大軍于兩國邊境，會不會授人以柄，給大同送上入侵自己的借口？

　　而且，同宋兩國的邊境線過于漫長，大宋又完全陷入戰略被動。

　　從河東到京東，從淮南到江南，處處都可能是同軍突破的方向。

　　對軍力孱弱的大宋來說，處處設防便是處處都防不住，沒有摸清同軍真正的目標前，確實不宜盲目調整防務。

　　過去的幾年里，同宋兩軍數次爆發大戰，宋軍都是輸在被同軍牽著鼻子來回奔波上，將士們對和同軍進行運動戰已經有了心理陰影。

　　朝廷此時若倉促調集大軍增援京東西路，未必防得住同軍西進。

　　而敵軍若是將計就計，在京東西路以部分兵馬牽制朝廷大軍，主力卻由河東路突破京西北路防線直下臨安，朝廷又該如何應對？

　　戰略被動加上戰力孱弱，結果便是戰術上的無能為力。

　　大宋君臣商量來商量去，始終無法下定增援濟州的決心。

　　但濟州北控東平府，南接單、徐兩州，西連濮州與廣濟軍，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又不能不增援。

　　同軍若是拿下濟州，則可以由京東路輕易突破東京開封府和南京應天府東面的防線。

　　盡管大同從北面由河北路攻入東京開封府更近一些，可畢竟還隔著一條黃河。

　　哪怕這條河冬日有長達數月的封凍期，實際起不到什么阻敵作用了。

　　但對風雨飄搖的大宋來說，重點防住一面總要好過兩面都應敵——

　　好吧，軍隊打不過對方，一面應敵和兩面皆敵唯一的區別就是逃跑的方向多一個。

左右皆難，教主道君皇帝思來想去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下詔京東西路　　知襲慶府事徐處仁守御無備，坐失國土，落職，放邛州。

　　襲慶府其余文武著有司嚴厲懲處。

　　徐處仁乃是神宗元豐年間進士，三朝元老，資歷很老。

　　大觀年間，童貫統帥西軍攻夏，應戰爭需要，強平陜西諸路物價。

　　徐處仁知永興軍，認為童貫此舉會致商賈不通而使得物價反增，極力反對。

　　由此，其人又積累了較大的聲望。

　　徐處仁倉惶逃到濟州后，并沒有被動等待朝廷的處置，也曾數次上奏，反映襲慶府的危急形勢和自己的英勇應對。

　　可惜，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在蘇知州的功勞面前，徐知府的辯解更加面目可憎。

　　教主道君皇帝直接下詔將徐處仁落職流放，甚至連申辯的機會都不給其人，以大宋的國情而言，這一處置可謂極其嚴厲。

　　究其原因，并不僅僅是因為徐處仁坐失國土。

　　半年前，面對大同赤裸裸的危險，驚慌失措的趙佶拋棄朝廷逃到臨安。

　　隨后，朝廷雖然順利遷都，但百官在東京的利益卻因為教主道君皇帝不負責任的行動造成了極大損失，逐漸與天子離心。

　　以趙佶的政治手腕，自不會讓這些臣子真翻了天。

　　此番對徐處仁的嚴厲處置，既是借機震懾心懷不軌的臣子，也是為了表明自己堅決抗同的態度，以期挽回人心，鞏固帝位。

　　當然，僅有懲處震懾人心不夠，還需有獎賞激勵人心。

因平息動亂穩住陣線有功，教主道君皇帝詔　　知濟州事蘇遲加京東西路經略副使，遷濟州兵馬鈐轄范瓊為京東西路兵馬副總管，并授予二人整頓濟、單、濮州及廣濟軍兵馬的重任。

　　實際是朝廷不撥一兵一糧，任由蘇遲以四州一軍的戰爭潛力對抗同軍。

　　國難當頭，特事特辦。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眾臣也沒有人眼紅。

　　以京東西路當前的形勢，這付擔子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夠挑得起。

　　權勢富貴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蘇遲不愧為國之干城，明知道這項任務極為艱巨，也不講任何價錢地接受了。

　　其人深知以數州之地對抗一國容不得半點僥幸，當即帶頭貢獻出自己的俸祿，并下發政令，號召濟、單、濮三州和廣濟軍四地百姓捐獻錢糧共赴國難。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罵聲一片，蘇遲卻不為所動。

　　其人身為前線帥臣，第一位要考慮的是濟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沒有錢糧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氣而導致濟州失守，使得同軍大舉西進，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錢財都與大宋無關。

　　而遠在臨安城中趙佶身為大宋皇帝，要考慮的問題顯然更多，卻不可能像蘇遲這般“單純”。

　　備戰肯定是要備戰的，但比備戰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襲慶府之亂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這個問題，才能判斷同軍會不會就此發動攻宋之戰，而大宋還來不來得及勸阻對方等等。

　　實際上，徐處仁丟掉襲慶府的消息傳到臨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國派出了中書侍郎白時中帶隊的使團。

　　目的當然不是討要已經落入大同手中的襲慶府，而是感謝對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動亂，并承認同軍的實際控制線，以盡力避免兩國之間的大戰。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順利地進入了大同境內，壞消息是之后便沒有了進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間，京東西路關于經略副使蘇遲借備戰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彈劾卻如雪片般飛到臨安。

　　大同的態度沒有摸清楚之前，趙佶哪有心思關心一團亂麻的京東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報顯示襲慶府的動亂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軍進入襲慶府后并沒有趁勢追擊潰軍進入濟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極擅隱真示假，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之前，誰都不敢松口氣。

　　在大宋君臣的胡亂猜疑中，京東西路再次傳來急奏。

　　這一次，并不是戰事，卻比戰事更加驚天動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這篇文章有明顯的“格儒”風格，開篇就指出了儒學先驅周公旦創制“禮樂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會制度解決新的社會問題。

　　數百年后的孔子繼承先賢，修訂《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經”，目的同樣是為了解決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儒家因時而變的傳統在開創之初就已經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賢無不是秉承這一傳統，研究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總結新的理論，以對儒家學說進行豐富和發展。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作者總結到儒家從來就不是因循守舊的學術派別，禮樂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內核，關注時代發展解決時代問題才是。

　　并抨擊一些讀死書的腐儒正是因為看不到這一點，才會把圣人的務實創新精神丟到一邊，卻專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學真義。

　　自徐澤在大名書院發表《格物問道——學之根本》的演講之后，故作荒誕之說以求顯達于大同新政權的儒生便越來越多。

　　相應的，鴻學博儒們的駁斥之聲自然也不會小。

　　而隨著大同帝國一統天下之勢漸成，這樣的言論漸漸壓倒傳統觀點，老儒們除了在爭累了后抱怨一聲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外，也別無他法。

　　比起數年前的《大同說》，《孔子改制考》表達的觀點還要更加驚世駭俗。

　　但論文字功底，后者卻是趕《大同說》相差甚遠，其中很多觀點也經不起推敲，很容易駁倒，明顯就是一篇捧正乾皇帝臭腳的狗屁文章。

　　正常情況下，博學鴻儒們在這類文章上浪費時間都會覺得羞恥。

　　可《孔子改制考》卻由不得他們不關注，因為該文的署名為孔子第四十八代孫孔端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