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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章 既定戰略不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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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陳規特意提到“一部分漕運份額”,徐澤就知道其人聽懂了自己的意思。

  “我的設想是河、海漕運路線各拿出一部分份額,將之拆分為若干份,交由民間競標。具體如何操作,你和趨英(曹孝才表字)先商量一下。”

  此舉還是為了引進競爭機制,卻不是起不到實際作用的官僚內部競爭。

  引入民間力量,參與漕運競爭絕對行。

  而且,愿意參與進來的人肯定很多,只因這中間有太多的利潤。

  漕運關系國計民生,但漕運也是個無底洞。

  趙宋每年因為“飄沒”和船損造成的損失,就是一個極為驚人的數字。

  其實,不僅是趙宋,歷朝歷代都為漕運腐敗問題而頭疼。

  所謂“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真正“衣食所系”的并非只有漕工,還有很多向漕運這條流淌著錢糧的產業鏈伸手的食利者。

  這事要是換成漕運體系已經成熟,利益盤根錯節的趙宋,肯定極難做好。

  食利者太多,反對力量過于強大,再好的良政也能給你辦成民怨沸騰的惡政。

  但大同卻可以,而且也只有現在這階段可以這樣辦。

  等漕運形成了一定規模,靠漕運吃飯的人多了,再想改革,即便以陳規的能力,也不敢奢談能辦成此事。

  陳規略略沉思片刻,大概理順了皇帝的意思,心里基本有了譜,與曹孝才交換眼神后,又看向徐澤。

  “可否請陛下給臣等明確具體要求?”

  徐澤就欣賞陳規這種不懂就問、務實肯干的精神。

  “主要有兩點,第一,引進的民間力量既要能逼迫官辦漕運改進運營效率,又不能動搖官辦漕運的主體地位。”

  這一點毋容置疑,官辦漕運就算弊病再多,也只能想辦法改進而不能放棄。

  保證其主體地位,就是保證國家的戰備能力。

  “第二,官辦和民營皆自負盈虧,朝廷只在終點結算運費,不再攤派任務。官辦不需要付運費,但要根據其效率設置若干檔獎金,以提高其積極性。”

  徐澤這一句話中包含的信息太多,陳規和曹孝才都有些吃驚。

  陳規反應更快一點,很快就抓住了皇帝話中的重點。

  此時的農稅是夏錢秋糧,以往官府獨力承辦漕運,是不存在“運費”的。

  朝廷在漕運上的最大開支,主要是相關官吏、船工、護送軍卒等群體的俸祿、工錢,以及購船錢和修理費。

  至于“飄沒”損失,則不在其列。

  官府制定稅率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了“飄沒”成本。

  地方多收的糧食,便是為了抵消“飄沒”損失。

  現在,皇帝提出在終點付給運費,額外增加的這筆錢可不是小數目。

  朝廷征收的稅錢雖多,卻是一個蘿卜一個坑,都有用處的。

  在漕運上增加了開支,就必須想辦法多收錢才行。

  “陛下,莫非要計劃修改稅法?”

  “不用。”

  徐澤確實有再次修改稅法的計劃,但并不是提高稅率,而是改實物稅為貨幣稅。

  稅收貨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趙宋的商品經濟發展遠超歷代,甚至也超過了后面幾百年,為貨幣化稅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但這事不能急切,至少,現在還不能輕易改。

  必須等到社會整體經濟活力進一步提升,國家控制力進一步增強,幣值更加穩定,且穩定糧價的相關政策落地見效,能保證百姓不受賣糧、繳稅兩重罪之后,才能進行這項改革。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暫時還沒影的事,就沒必要跟陳規和曹孝才二人講了。

  “漕運起步階段,要用的錢并不多。”

  曹孝才這些年一直在跟錢打交道,對各種經濟數據非常敏感,立即皺眉——皇帝這話有問題。

  漕運起步階段并不是要用的錢不多,恰恰相反,疏通運河、打造漕船、招募船工等等,要花的錢多了去。

  而且,以大同的擴張速度,漕運的規模肯定會越來越大,遲早要超過朝廷可以承受的力度。

  “陛下,這賬是不是算錯了?”

  曹孝才一張嘴,徐澤就知道他要說什么,笑道:

  “你們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漕糧上,時限要求不高的民間郵寄、物流等業務也可以和漕運捆綁,再加上運河使用管理費,朝廷未必就不能通過漕運賺錢。而且,官辦漕運穩定運營之后,也要參照民營自負盈虧。”

  皇帝的嘴中經常蹦出新詞,“物流”一詞便是,陳規和曹孝才之前都沒有聽說過,但從字面意思,也猜出了個大概。

  按照皇帝的意思,所謂的“官辦漕運”,已經和趙宋的漕運衙門是兩碼事了。

  官府只是控股,并不下場親自操辦。

  早在大同建國以前,同舟社旗下的部分產業就已經采取類似的運營模式了。

  二人都是聰明人,很快就懂了皇帝的意思,略略盤算一番,都覺得這事可以辦。

  陳規隨即又想到一事,趕緊提了出來。

  “若都自負盈虧,海運怕是更難發展起來了。”

  做生意就會有風險,經營者其實不怕風險,怕的是只是風險大于收益。

  只要收益能大于風險,就算風險再高,也會有人投身其中。

  海上風大浪高,運載量又大得多,萬一遭遇風浪翻船,其損失就會遠遠超過河運。

  而漕運一途,目前海運的收益比起河運來確實要高一些,但也高不了太多。

  全部自負盈虧的話,就連官漕都承受不起這種虧損,更別說民漕了。

  這個問題徐澤當然也有考慮。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傾向性的,陸海同步發展是大同王朝的既定戰略,其人堅持河、海漕運同辦,就是為了支持海運發展,自不能讓客觀存在的風險影響事業發展。

  “這事也不難,我有意讓同舟銀行牽頭,成立一個‘保險社’。”

  “保險社?”

  “對,保險社不僅針對是漕運,官、民營皆可參與,先約定相關條件和賠率…”

  皇帝的話,為陳規和曹孝才又打開了一扇窗戶。

  二人心里有了譜,又就改革漕運模式的相關細節與皇帝交換了意見,方才告退,回去繼續研究漕運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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