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亂世當用重典

　　徐澤的確穩得住，直到第一批州、縣級官員輪訓結束，他才通報了登州大戶叛亂的具體情況。

　　這次叛亂的起因，是即將開始的稅法改革試點損害了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相互串聯，并在有心人的鼓動下，發動叛亂。

　　叛亂的目地是推翻同舟社在登州的統治，建立大戶們自己主導的政權體系。

　　嗯，他們的供詞上就是這么說的。

　　賊人相互勾結，各出人手，預置了近五百人于之罘灣多處民宅之中。

　　入夜后，又先放火，以吸引官兵注意力，計劃多點發動，打趕出軍營救火的官兵一個措手不急。

　　怎奈駐之罘官兵戰備意識強，反應迅速，救火還攜帶武器，而且第一時間控制現場。

　　官兵不僅撲滅了火勢，還挫敗了賊人的襲擊，當場擊殺了大部分的叛亂人員，并封鎖了叛亂區域。

　　收到之罘急報后，知登州事龔孝序行動果決，立即宣布登州進入戒備狀態，并親自帶領蓬萊縣駐守的官軍出營抓捕叛亂人員，僅用一天時間就徹底平定了全境叛亂。

　　徐澤刻意隱瞞了自己預置數營兵力于登州各地，以及賊人尋孫立為“內應”反被朱武、李逵等人利用這些事。

　　盡管此舉確實達到了吸引賊人自己暴露叛亂行徑，促使其集中骨干力量，以方便官軍一網打盡之目的，有效控制了叛亂波范圍和規模，將叛亂造成的破壞減少到最小程度。

　　但此種手段偏于陰謀算計，不能鼓勵其他官員效仿。

　　徐澤沒有精神潔癖，并不在乎什么陰謀陽謀，與敵爭斗中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但取天下的過程要王霸相雜，盡量少用詭道。

　　陰謀詭計雖然好用，但用多了，會為日后治理天下埋下很多隱患。

　　對叛亂人員的處置，經監曹曹首孫石核定，法曹曹首裴宣裁決，判處如下：

　　余四海、錢承恭、黃德三人為骨干分子，煽動叛亂，沖擊軍營，本族參與叛亂者眾，罪大惡極，皆夷三族；

　　其余脅從叛亂的四家，陰備兵甲，但尚未發動即被繳械，誅家主及參與之罘叛亂者，籍沒其家產，剩余直系親屬盡皆流放海東郡。

　　李、陳兩家家主被余四海綁架，但部分護院參與之罘叛亂，叛亂者誅，家主坐監，并罰沒部分家產。

　　徐澤收到裴宣的判處意見后，動用社首掌握的赦免權，免除了對李、陳兩家家主的處罰。

　　二人感恩戴德，皆表態積極支持稅改，并受知登州事龔孝序之邀，配合官府“討論”稅法改革相關條款，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

　　對于叛亂骨干余、黃、錢三家的判決，裴宣秉承了徐澤之前有交代，重典當用，但勿要濫用。

　　后世已經沒了夷族之刑，此刑即指一人犯罪，誅滅親族，一般有夷三族、五族、七族和九族，夷三族是最輕的處罰。

　　趙宋上承混亂黑暗的五代亂世，立國時，社會治安極其混亂，為了震懾不法，濫用了很多野蠻酷刑。

　　比如，沿用后晉天福年間創立的刺配刑，對某些重犯實行“決杖，黥面，配役”的刑罰，將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

　　此刑名義上是寬貸死罪的輕刑措施，實質卻是漢代就已經廢除的肉刑復活。

　　《宋刑統》規定的死刑有絞、斬兩種形式，后又以附敕形式準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來施行的“決重杖一頓處死”。

　　因國內矛盾眾多，民怨深重，為震懾人心，鎮壓民眾反抗，趙宋又于法外施用了腰斬、凌遲、梟首、肢解、磔刑、夷族等酷刑。

　　徐澤并非嗜殺之人，自掌兵以來，一直慎用武力和重刑。

　　以徐澤的本心，其實并不想施用夷族這等酷烈手段。

　　但亂世當用重典，同舟社雖掌管登州數年，很多百姓對刑罰的認知卻還停留在趙宋，不施用重刑難以震懾人心。

　　若不能一次性達到震懾效果，搞不好以后還會人以身試法，會死更多的人。

　　夷一族是為震百族，懷小仁只會害大仁。

　　徐澤并沒有通報登州稅法改革試點的具體內容，一眾官員也沒有追問，因為沒有問的必要。

　　不僅要重新打通由下到上的晉升通道，還要確保這條通道長期暢通，就必須由上有下流通，以達到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目的。

　　稅法改革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事實證明，這一手段很多人并不認同，作為同舟社“根基之地”的登州改革還沒開始便發生叛亂，就是明證。

　　但徐澤不在乎社會上層的認同——這是造反派和改革派的本質區別，同舟社治下，徐澤有信心也有實力鎮壓所有叛亂。

　　正如其人對朱武所說那樣：同舟社可以選擇造反的方式是溫和還是暴烈，被造反者卻沒權力討價還價，要么主動配合，要么接受毀滅。

　　如果溫和手段達不到目的，那就使用暴烈手段。

　　對此，徐澤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各州、縣官員最需要關心的也不是稅法改革的內容，而是自己治下什么時候才能完成稅法改革前的相關準備工作——這就是青云直上的密碼。

　　同舟社這條能渡亂世苦海的快船隊不好上，同樣難下。

　　而為船隊指引航向的徐澤，心中只有彼岸，不會為任何人停留。

　　這些官員上船之后，身家性命就已經與同舟社的事業緊緊捆綁，不想沉淪苦海，就只有抓緊跟牢，拼命劃槳。

　　當然，為了防止某些為了政績而頭腦發熱的家伙胡搞，基本的政策界限必須劃死。

　　徐澤明確強調，當前各地的重點任務是扎實打基礎，在上抓吏治，在下抓共建會。

　　至于改革如何推進，自有社務部統籌，不是各地官員需要考慮的問題。

　　同舟社的天下，堂堂正正取，轄區一旦有民亂苗頭，必須第一時間上報，蓄意激化矛盾的，嚴懲不貸！

　　徐澤雖然不懼怕治下的豪強富戶發動叛亂，卻不是真想看到他們都叛亂。

　　動亂意味著死人，意味著破壞，尤其是在一些共建會力量薄弱的地區，動亂一起，短期難平，這不是他想看到的。

　　而且，不是所有的豪強富戶都是“壞人”，或者冥頑不化要財不要命的守財奴。

　　徐澤的新秩序里，并不存在誰弱誰正義，誰強誰該死的邏輯。

　　他是要社會恢復流動，也不介意動用鐵腕，但不是野蠻粗暴的對上層割韭菜。

　　所有的手段要始終圍繞目的來進行，而不能為了手段而忘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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