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國富論】

　　黃峨親自端著肉糜粥進來，對王淵說：“過幾日便是上巳節，靳夫人（金罍之妻）邀我們一家去郊外踏青。你可走得開？”

　　王淵涂改著稿件，點頭道：“去吧，很久沒走動了。”

　　黃峨又說：“靳夫人之意，是想將她家的媛兒，許配給騏兒（王騏）為妻。”

　　“騏兒已滿十七歲，確實應該張羅婚事，”王淵說道，“可趁上巳節踏青，讓小兒女們自己聊聊，若是情投意合便可遣媒人提親。若他們哪個早有心上人，也不要一味強迫，兒孫自有兒孫福。”

　　“我省得。”黃峨隨手拿起幾張書稿，入眼卻是《國富論》三字。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王淵在高中時囫圇讀過，依稀記得某些概括內容，但細節早就忘得一干二凈。

　　反倒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什么生產力、生產資料、生產關系、剩余價值…這些東西王淵記得更清楚，他曾經高中分班到文科，老師上課都有講過的，只因背書背得頭大無比，學著學著又跑去讀理科。

　　王淵現在寫的這本《國富論》，部分來自亞當斯密，部分來自馬克思，部分來自穿越前的各種閱讀，部分來自穿越后的為政經驗，堪稱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大雜燴。

　　黃峨翻開第一章緒論，只見稿子寫道：

　　“國之度，民之用，皆勞作而得。若廢生產勞作，國無稅賦可支，民無衣食可活，未聞世間有不勞而獲之事也…勞作有序，分配有度，則國富民強；勞作無序，分配無度，則國貧民弱。”

　　“工匠造物，農戶耕種，可稱勞作。商賈貨通有無，學者著書立說，亦可稱勞作耳。”

　　“勞作生產，須有人與物，二者缺一不可，此謂‘生產資料’。欲得糧食，須有人耕種，亦須有土地、種子、農具之類…”

　　“人，可稱‘生產者’，亦可稱‘勞動力’。創造財富之多寡能力，可借物理學術語強名之，謂‘生產力’也。推而大之，以工廠擬人，以國家擬人。則可論及‘工廠之生產力’、‘國家之生產力’。”

　　“一婦人以舊式紡車織布，晝夜可得幾尺？若以新式紡車織布，得布數倍之。若以蒸汽機織布，得布百倍之。生產者人數不變，而所得財貨驟增，此謂生產力之提高也。”

　　“若欲提高生產力，改進生產工具只得其一。生產工具為物，為‘生產資料’，人亦‘生產資料’也。是問，可改進人否？必可改進之！”

　　“一書生，一老農，同耕一畝地，誰得糧食較多？一農戶，一鹽戶，同煮一鍋鹵，誰得鹽教多？人有專精，此生產技能之別。提高生產技能，亦可提高生產力。”

　　“又問，興修宮室城墻，為何當設督造官？乃分工勞作也，不使役工閑之，不使石匠做瓦匠活耳。生產力愈高，則分工愈細化，后文將詳而論之。”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若勞無所得，則必怠工懶散。大明工匠，為官府服役，必得過且過；為自家謀生，則辛勞勤奮。灶戶亦然，煮正鹽懈怠，煮余鹽積極，皆因正鹽無利可圖，余鹽乃妻兒生計所依。此謂生產積極性，大明戶籍之別，乃生產力之一大桎梏。”

　　“究其所因，分配不均也！”

　　“推及天下，百姓耕作，得衣保食，朝廷征收，可支國用。若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若海內百業旺，國庫尚空虛，此分配之大弊也。財富何匿？權貴、士紳、豪強、商賈，上奪國之計，下奪民之利也。”

　　“由此可知，國富民強之策有三：其一，政令通暢，分配有序；其二，發展知識，推廣技能，提高生產力；其三，逐步取消戶籍之分，逐步允許游民存在，盡最大可能解放生產力…”

　　迎面一大堆名詞闡述，商品、貨幣、勞動、分工、市場、資本、生產力、生產資料之類，看得黃峨不由發笑：“你這是要致仕做商賈嗎？”

　　王淵說道：“我在寫一本君臣必讀之書，此書學問經世濟民，可稱之為‘經濟學’。”

　　人類社會形成之后，經濟學便自然產生，只是一直沒有形成專門學問。

　　西方最早的經濟學著作，應該是古希臘的《經濟論》，作者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專門論述奴隸主家庭經濟。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有一些經濟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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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亞里士多德，認識到貨物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本身固有的，一種是交換產生的。這個思想，后來被亞當斯密發展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進入中世紀之后，歐洲只剩下神學，經濟學成為神學的一部分，能發展成什么鬼樣子可想而知。

　　至于中國，諸子百家皆有經濟學思想，荀子還專門著有一篇《國富》，并影響接下來兩千多年的中國。荀子以農為本，提倡“重本”治國，同時又肯定工商業的作用，但必須對商賈進行必要限制。他認為富國必須富民，達到上下俱富，從漢代起成為主流，只不過“富民”經常被搞得走樣。

　　法家也差不多，富國強兵，重本抑末。但是，商鞅和韓非主張“強國弱民”，只給百姓保留基本財富，而且瘋狂打擊工商業。

　　而道家嘛，無為而治，順其自然，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運行。

　　王淵這本大雜燴《國富論》，主要思想只有三個：國家有限干預；提升科技，細化分工；解放社會人力資源。

　　細節方面，提出并闡述各種經濟學名詞，簡單論述歷代各朝的經濟問題。著重闡述明初建國時的經濟環境，與正德、紹豐兩朝經濟環境的巨大差別，便是不同時期應當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在不同的省份，也該適當調整經濟政策，做到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至于更深入的內容，王淵寫不出來，就算能寫出來，讀者也無法理解。因為大明的社會經濟，還在資本主義萌芽當中，許多益處和弊端都還未顯露出來。

　　當然，王淵還重點討論了棉吃人、絲吃人的問題。

　　山東大量農田改種棉花，江南大量農田改為桑田，如今已形成北棉南桑的經濟局勢。如此不但導致地域性糧荒，而且商業大興加劇土地兼并，富戶通過合法手段并購土地。就各省魚鱗冊變化來看，山東、浙江、南直隸三省，這幾年的土地兼并異常嚴重，個別豪商巨賈已經聚得百萬畝土地。

　　由此產生大量失地農民，一些成為佃戶，一些成為游民。城市人口規模迅速擴大，運輸、碼頭和工廠工人急劇增多，海外移民和商船水手也大量增加。各地方官員，應該加快“游民冊”的制定，給這些游民一個合法的身份，不能再將其視為流民，否則久必生亂。

　　整本書不多，只有四萬多字，王淵卻足足寫了一年半。

　　乾清宮。

　　隨侍太監捧著一本手抄線裝書說：“陛下，這是太傅獻上的新書稿。”

　　朱載堻好奇的接過來一看，《國富論》的書名就讓他精神大振。緒論只是概括，已令小皇帝感覺新奇，正文的細節闡述更讓他茅塞頓開。

　　僅一個社會分工，王淵就寫了近萬字，這是前人從未有過的經濟思想。

　　儒家一向提倡重農抑商，王淵卻將土地和糧食，也歸為生產資料和商品，甚至土地也是一種商品。

　　花費好幾天時間讀完，朱載堻嘆息說：“吾知先生為何宣揚物理學了，物理門人研究萬物之理，可以制造更優良的機器。如此，便可提高生產效率，也可細化社會分工，以更少的勞動力產出更多的財富。先生亦未違背儒家圣賢之言，國富第一策，便是要政令通暢，朝廷干涉經濟運轉，以保障小民之生存。來人…”

　　“陛下，奴婢在呢。”隨侍太監躬身道。

　　朱載堻說：“著令司禮監經廠，印五千本太傅新書，分發給天下官員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