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7章 關于出使他國的廷議

　　在回得時學院的路上，李得時的腦海中不斷地盤旋著“人文主義精神”、“文藝復興”、“個性性解放與自由”等等關鍵字詞。雖然都是一知半解吧，但朱翊镠強調的一個主旨他懂。

　　那就是尊重人，尊重女性。

　　這與心中原本存有的理念相一致。

　　所以，盡管都一知半解，但他感覺自己還是可以向全院師生解釋的。

　　況且，他可以將朱翊镠擺出來，人家是皇帝，派誰出國誰還敢抗旨不成？

　　正如，如果朱翊镠派他這個老丈人去，他也只能無條件地服從。

　　因此，他認為自己傳達這樣一個精神指示完全沒有問題。

　　與李得時簡單交流溝通后，朱翊镠隆重召開了一次廷議。

　　凡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員務必參加。

　　朱翊镠首先拋出廷議的主旨：出使他國。所采取的方式是：類似于鄭和下西洋，但目的是交流學習。

　　然后讓朝中諸位大臣各抒己見，頭腦風暴，暢所欲言。

　　任何一項決議，都有贊成的，亦有反對的。

　　贊成出使他國的大臣認為，這是耀武揚威的好機會，有利于建立全面華夷的政治秩序，進一步拓展朝貢體系，并開拓海外貿易，促進國內生產等，反正好處多多。

　　而反對出使他國的大臣則認為，這行為無異于燒錢玩兒，純屬浪費，引發財政危機。

　　的確，鄭和下西洋向來有“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厚往薄來”之說。

　　從而也使得后來的遠航出使他國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明成祖朱棣對那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僅白銀一項，每年就花費六百萬兩（當然此數據有待進一步查考），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于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

　　但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加強了中外文明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于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形成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風格；又吸收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等）和新紋樣，還有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等等。

　　反正好處多多亦是事實。

　　而且后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各個國家只有相互學習交流，才能取得長久的進步，才不至于落后挨打。

　　這是朱翊镠決定出使他國的動機。

　　簡單地說就是要推行外交。

　　其實，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但在邦交理念上又有所不同。

　　明太祖積極、主動發展與藩國的邦交關系，對周邊國家采“不侵占”的態度，并在《皇明祖訓》中開列了十五個“不征之國”，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

　　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

　　但“不征”只是明廷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

　　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為后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

　　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于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又稱古里佛）、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發動了南征安南（越南古稱），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

　　“郡縣安南”之后，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后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但隨著大明王朝國力的衰退，外交規模日漸式微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外交理念與西方國家又大大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結果朝著兩個方向發展。

　　以后來歷史的發展為鑒為依據，西方那種傾向于侵占、擴張、積累式的外交，或者說“野蠻”式的外交，似乎比大明所謂的“不征”要更勝一籌。畢竟后來的落后挨打是事實，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學習，相當于繞了一個大彎子。

　　朱翊镠深知歷史的走向，當然不會繼續海禁乃至閉關鎖國，對外界一無所知，想著一定要積極地推行外交。

　　即便廷議上有反對的大臣，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讓他們暢所欲言。

　　朱翊镠是不會聽那些大臣的。

　　在他看來，出使他國交流學習是歷史大勢所趨，而且適當時刻也要擴張積累，他絕不會逆歷史潮流而動。

　　當然，在廷議之上，朱翊镠沒有提到擴張積累，只說出使他國。

　　而且在此基礎之上，朱翊镠決定逐步解除海禁，促進海上貿易。

　　這一政策主張，依然有支持有反對的，可朱翊镠的決定不會改變。

　　朱翊镠的強勢，在推行京察時，朝中大臣就已經見識過了。

　　所以反對的大臣雖然大有人在，但反對的氣勢卻相對不足。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由于朱翊镠的先見之明，實在過于“妖孽”，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認可朱翊镠的強勢，或者打心里說佩服。

　　畢竟朝中大臣沒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對國外的形勢別說能道出個子丑寅卯來，胡扯都扯不出兩句來。

　　朱翊镠就不一樣了，什么都是張嘴就來，而且有理有據，還時不時地從嘴里蹦出一兩個聞所未聞的詞語。

　　試問那些反對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氣？以致于反對的聲音雖然有，雖然可以說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但別說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將反對的聲音屏蔽，即便他不這么做，又有多少人真有那個實力與他爭辯出一個結果？

　　如此一來，關于出使他國的決議，包括與之伴隨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在廷議上順利地通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