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攤丁入畝不是必殺技

　　夏秋交際的時節，開封的天氣轉涼很快，李來亨沒有過多注意，竟然偶感風寒。他塞著鼻子，處理公務很不方便，不得不將相當一部分的重要事務委托給政事堂辦理，結果也拖延了對滇、對遼的軍事準備。

　　天氣變化很快，時冷時熱，有時候讓李來亨感到無所適從，同樣也使他對將來是否遷回北京或者另擇新都的事情，又做了一番考慮。

　　一股熱氣迫入書房之中，宮人們小心翼翼地將火盆搬了進來。門房窗戶的縫隙，也都用棉布和綢緞小心縫補了起來，免得寒氣滲入，又影響了天子的身體。

　　李來亨苦笑一陣，他倒是比較反對這種大動周章的做法。只是太皇太后實在擔心，于這種小事上，李來亨也沒有違逆太皇太后的意愿。

　　“徽柔還好嗎？”

　　李自成唯一留下的血脈，大長公主李徽柔也染上了寒疾。李來亨自己長年熬煉筋骨，體質很好，根本不怕這樣一點小病小痛。

　　可是大長公主還是個幼女，一旦有事，則太祖血脈斷絕，他如何向李自成的在天之靈交代呢？

　　宮人一番稟報后，李來亨便想起內廷女官中的林貓貓，好像是一個醫術不錯的人選。他還記得幼辭懷孕早期，就是林貓貓負責照顧貴妃的。

　　“這樣，讓林貓貓林尚宮去照顧大長公主，萬要小心注意，不得有事，否則朕將如何面對太祖太宗在天之靈？”

　　說完，李來亨就躺回到了座椅上。御書房椅子的靠墊，都是隨州棉、松江布、蘇州綢制成，李來亨很支持這些大工坊的發展，皇家的采購也多集中在隨州、襄陽、武昌、蘇州、常州、松江等地。

　　湖北一帶的紳商工坊資本，有先發優勢，和大順朝廷的關系又很緊密，可以拿到不少皇室和軍需訂單。

　　江南一帶的紳商資本，則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優勢，一旦制度上放開限制，資本上又由于營田制的限制，不斷向手工業工坊傾斜，在蘇松省，各式各樣的大工場也正在百花齊放似的誕生。

　　營田制對土地交易、田產收入的限制起到很大作用，如今雖然多個省已經開始了清田馳禁的改制，造成地價大幅度回升，但朝廷也接著頒布了不少限制土地兼并的法令，同時對人丁稅的改革也在同步推行之中。

　　營莊的大規模設立，以及后續清田馳禁過程中對全天下土地的嚴格丈量，使得大順朝廷掌握了田產面積、規模、分配情況的一手信息，自然為后續實施“攤丁入畝”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李來亨現在不缺錢，所以即便攤丁入畝可能造成一定時間內的收入下降，他也并不在乎。畢竟廢除人丁稅，或者說將人丁稅并入土地稅中，可以有效減低無地、少地農民及工商業者的稅收負擔。

　　從原則上講，無地的農民和工商業者不再負擔丁銀，相對減輕了負擔，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而且人頭稅并入田畝以后，使稅額與負擔能力掛鉤，也有利于抑制兼并，增加大戶人家添置土地的困難。

　　“攤丁入畝”的初步試行，以及大順朝廷一直以來講究的“大賦小租、租從賦出”口號，都是在限制租佃關系過程中地主對佃農的超額剝削。

　　而清田馳禁過程中，對大量無地貧民直接分配營莊土地的做法，也制造出了大批可以賴以成為順朝兵源和稅源的自耕農。

　　這些自耕農的田地規模較小，在“攤丁入畝”的改革中利益并不受損，反而由于人丁稅的下降，稅賦壓力減少了，自然更加成為朝廷政策的堅定擁護者。

　　而且獲得營莊田地分配的自耕農，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大順軍的退伍軍人、從軍家屬、烈士遺骨，這些人的經濟實力雖然很弱，但相互之間關系錯綜復雜，社會活動能量很大。

　　在地方利益的爭斗中，甚至可以壓倒有權有勢的本地搢紳階層。

　　當然，由此造成的土紳與客農矛盾甚至械斗的大規模社會問題，就是后話了。

　　實質上來說，佃農和少地農民受到的剝削和生活壓力，大部分不是來自于人丁稅，而是來自于上層地主的地租壓迫。

　　明朝后期地主征收的地租，少者為五成比例，多者甚至達到八成以上。這和明朝朝廷征收的賦稅比例相比，簡直高出了快十倍。

　　所以貧農其實主要是受到上層地主的剝削，只是明朝朝廷對于地主向佃農轉嫁負擔的行為采取公開支持和慫恿的態度，公開宣稱，“租無所出，賦從何來？”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戶輸租時，每畝米加二升，銀加二分，以助產主完丁之費。”

　　所以攤丁入畝、廢除人丁稅，對于保護無地、少地農民的意義是有限的，這點就算李來亨不清楚，營田院那邊也是很清楚的。

　　所以營田院一貫的主張，始終是對于地主的地租要進行嚴格的限制，對于佃農的利益要進行徹底的保護。

　　因為自耕農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真正危險、很容易落入破產地步的農民，主要還是無地的佃農。

　　所以李來亨依靠國初朝廷強大的威望和行政執行能力，直接用行政法令確立永佃權的合法性以及地租不得超過四成的嚴格規定。

　　這兩項法令，在當時統稱為“護佃新法”。其中強制要求地租不得超過四成的法令，在江寧、蘇松、淮海、江西、浙江、福建這東南六省，直接造成了舉省嘩然的大騷動。

　　大量江南搢紳組織家仆，沖入府衙之中，毆打官差，燒毀法令，簡直形同造反。

　　對此種情況，李來亨一面下令調動駐軍，準備在形勢徹底失控的時候直接采取斷然的武力鎮壓。另一方面，他也命令地方的捕盜使、營田使、推官們，組織那些在“護佃新法”中獲利的貧農和士紳進行抗爭。

　　天法二年九月十一日，太倉搢紳以吳偉業為首，率領家仆二百多人圍攻府衙，毆打官差，致使三名官差書辦被活活打死，十余人受傷；

　　天法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太倉當地營田使的組織下，由無地貧農組織起來的常備民兵，以五百人兵力突然沖入太倉州州城，當地守軍打開城門，坐視不管，致使民兵竟然將吳偉業為首的十一戶士紳大家洗劫一空，并焚其豪舍而返。

　　以“太倉案”為導火索，蘇松、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淮海六省，相繼爆發了大量搢紳圍攻府衙和民兵報復搢紳的暴力騷亂事件。

　　整場騷動持續了三個月之久，直到新年到來后才漸趨平定。

　　“太倉案”以及后續發生的大量相關案件，直接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和上萬人受傷，波及六省，規模極為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