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天災都往往伴隨著人禍,這幾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硬道理,在大漢更稱得上是一種常態。在多災多難的大漢,幾乎每出現一次災害,受災地的官場都面臨著一場劇變。
災前、災中、災后,都有大量的官僚職吏,因為層出不窮的原因,被奪職免官,乃至殺頭流放。而其中單純因為防災、救災不力而被朝廷檢查處罰的,是極少數,更多出現的,還是借著災難中飽私囊、草菅人命的情況。
這其中固然也有積極的一方面,比如一些憂國憂民、勤懇盡力的官員,會得到褒獎與升遷,但與整體樣本相比,更屬少數了。
雖然大漢的吏治教育中,一直要求官僚忠君愛國、育民如子,明大義、識大體、顧大局,但在具體的任職實踐中,能夠做到的,實在是鳳毛麟角。
就這,還是在大漢監察權力強勢的環境中。就同歷往每一次災害中的情況一樣,去年的中原雨水災害,同樣也伴隨著對一批官員的處理,其中就以貪官污吏居多。
膽子大的,甚至連水部與道司撥下的護河、護堤、植林款項也敢貪墨。作為大漢的核心統治區域,對其維護,在老皇帝的領導下,朝廷是向來舍得投錢。
就比如沿黃、汴、淮水沿岸的植樹固土保堤政策,已經施行三十多年了,并且每年都有錢糧下撥,專款專用。同時,涉及到一些州縣無法承受的水利、橋堤工程,只要向上請援,不管需要排多久隊,經過審批后,多少都能夠摳出些錢糧來。
甚至于,還有利用關系,專門通過水利工程請款,以彌補其他方面的虧空。水利工程,目的在于防害取利,取利多少如何往往無法具體評估,但在防害上,一旦洪水之至,那誰實誰虛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甄別誰忠誰奸、誰賢誰庸也更具說服力。
每次聽到下面的情況,看到地方上出現的那些爛事,劉旸都不禁生出憤怒的情緒,既怒其貪惡,也頭疼這些人的膽大妄為、不長記性。
到如今,經過千錘百煉的太子,再審閱地方呈上的奏章時,也已抱著聽十分、信五分的態度,甚至更低,就同老皇帝一般,太子對大漢的官僚們也沒有更多信心可言 因此,從上陽宮拿到的那些關于黃淮道州災后重建過程中發生的爛事,劉旸雖然心生慍怒,但還真就沒多少驚訝。
明面上的丑陋與罪惡,不過遣派監察欽差,巡視查辦,基本就能解決,難的是,那些隱藏在表面下,不曾體現在奏章的東西。
而皇城、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土地兼并問題。毫無疑問,一場禍連州縣的雨災洪澇,不只使受災官民損失慘重,也嚴重阻滯了大漢的稅制改革。
在淮南、淮北地區,甚至出現了普遍性的反復、倒退。淮河流域的土地,淹沒的土地達有百萬畝,毀壞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長的莊稼,還有災前的土地秩序。
開寶二十八年時,兩淮的稅制改革才剛開始不久,土地清丈的進展也很緩慢,但是,一場大水過后,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著泡湯了,幾乎伴隨著那些被破壞的土地標識與界線,以及那些遺失的數據、資料與憑證。
道司提交的災后重建,在劉旸看來,更像是一場禿鷲的飽食盛宴,以及保守派的狂歡。上百萬的災民,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有限的資源,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運兒身上。
而剩下的災民,更需要自助自救,單純地依靠官府救災,人早就餓死了。能忠實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災民的地方官府,幾乎沒有,出現在大漢這樣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么合理。
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之談,能夠盡量保證救濟糧供應,減少饑荒致死就已經算用心了。這一次水害中,兩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確是差勁。
流民回到家鄉,面對的是滿目瘡痍,基本一窮二白,想要生存下去,官府靠不住的情況下,就只能仰求那些鄉賢郡望的幫助了。
這份幫助當然不是無償的,代價是中國過去大部分歷史長河中循環往復發生著的事情,變賣土產,淪為佃民,人身依附。
誠然,當前的大漢體制下,那種無節制、無底線的兼并行為是得到極大限制的,但是,再嚴密監管,也有空子鉆,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條就能約束得了的。
在經過三年稅改轟轟烈烈的洗禮后,大漢的地主階級們也從初期的打擊中醒過神來,適應之后,下面的對策也就多了。
像當初那種把土地在族內化整為零,分擔地稅的辦法,到如今,也已顯得落伍了。就像正在兩淮一些地方發生的情況,災民返鄉后,土地依舊給你種,田冊上登記的所有權還是你,還提供農具、種子、耕牛租賃服務,只不過,每季地里產出,刨除上繳給朝廷的正稅之外,還需繳納一部分給“債主”。
也不怕上面來查,畢竟,這一切都是按照稅改規定來的。這可不是兼并,只是還債,朝廷要打壓“主佃”關系,這“干干凈凈”的債務關系總不能禁止吧。
唯一的問題,或許只是利率要高一些,還能隨時調整,到那種一輩子都還不清的程度.這是剝削?是壓榨?若不是賢達、族老們施善心,人都要餓死了,即便剝削,你首先得有被剝削的價值。
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嗯,正常情況下,官府是不會來找麻煩的,只需要把稅收繳足,喂飽了官僚,他們又怎會關心屁民的困苦。
何況,值這等大災時節,他們的做法,可是救苦救難,功德無量,給朝廷省了多少事,又減少了多少是非動亂,對治安秩序的恢復又有何等改善作用,該是官府予以嘉獎表揚才是。
而鄉賢郡望,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地盤上的泥腿子們管好,老老實實種地產出,規規矩矩繳稅納糧,別搞出什么大亂子,給官老爺們惹麻煩,給朝廷添堵。
大家伙兒,一起維持“開寶盛世”,攜手營造一個河清海晏、繁榮昌盛的氣象,那就是天下大同了.
似乎淮南地主們的搞法,并非特例,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觸類旁通,這也不是唯一應對朝廷稅改的策略。
即便并不是稅改的主要執行人,對于兩淮出現的種種現象,劉旸依舊感到憤慨。作為太子,他必須地站在朝廷與皇室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拋開其他種種不提,就這種想盡辦法找漏洞、挖空心鉆空子的行為,便是對朝廷權威的褻瀆。
能夠在朝廷大政上動心思,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任何領域與朝廷對抗。陽奉陰違,對任何一個上位者來說,都是難以容忍的。
憤慨之余,劉旸又大感頭疼,因為他清楚地看到,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這么搞,朝廷想要整治,實則也拿不出太多的辦法。
武德司的調查,也僅僅是浮于表面的,知道有這種行為,但要具體到個人,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要具體到更多案例,付出的代價將更加高昂。
歸根結底,朝廷的監管力量是有限,輻射范圍也是有邊際的。皇權下鄉,何其難矣。一旦讓鄉下那些土豪們掌握了應付朝廷的辦法,麻煩也就隨之而來了。
劉旸幾乎已經預見到,兩淮地區的稅改,遭此挫折,如不設法遏制,加強監管,恐怕前途堪憂。甚至于,對老皇帝在這晚年強行推動的稅改,最終會走向怎樣的結局,劉旸都有所懷疑了。
大漢有數十道,上千縣,每年發生的各類大小災害難計其數,而每一次災害,都是對舊有田土秩序破壞,都能輕易造成自耕農的破產,給地主階級帶去兼并擴張的機遇與便利。
天災與人禍糾纏在一起,爆發出的對政權的破壞力,是難以想象,也難以杜絕的。
有那么剎那,劉旸幾乎認識到了大漢帝國統治的本質,不管皇帝怎樣憂國憂民,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民,永遠是困苦的。
皇帝不可能越過貴族、官僚、地主、宗族去直接統治小民,只要中間隔著這些食利階層,那民永遠不得自由,溫飽都不容易,遑論其他。
倘若要推翻中間的利益階層,那又無異于自掘墳墓,皇帝制度終究不是靠那億萬黔首屁民來維護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話固然不假,能夠意識到這點的皇帝,更能稱之為明君。但是,天下黔首,絕大多數時期,都不具備“覆舟”的能力。
皇帝能夠秉持著這樣“愛民”的理念去治國,但需要搞清楚,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維護家天下的統治,而不是去與黔首共情。
黎民百姓能做的,只是苦苦掙扎,所謂盛世,也只是受剝削的程度相對輕淺一些,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創造的成果,但還有在底層稍稍向上觀望的機會 劉旸不似老皇帝,內心之中,依舊還存有理想,有天下太平、萬民安康的美好冀望。因而,雖則因一些現實問題感到傷神,但心態調整得很快。
即便很多問題根深蒂固,難以根除,但是該作為時必作為,建立的規矩必須維護,哪怕僅僅保證朝廷在某一局限的領域重拳出擊之時有法可依、有理可循,那就是積極意義所在。
接下來,在稅制改革的推進與維護上,要多加注意了,劉旸心中暗暗道。稅改進展到第四年,朝廷這邊已經沒有太大爭議了,這是共識,不管新舊稅制的利弊如何,大漢的稅制必須統一,這畢竟是嚴重關乎統治秩序的問題,容不得反復拉扯、過分遷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