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4章 補漏匠

　　有一點毋庸置疑，不管劉旻打算怎樣變革，又抱定了多么強的決心，安西的事情，仍舊沒有到自作主張的地步。

　　固然可以自說自話，但后果也可能是嚴重的，因此，關于安西變革事宜，劉旻親自擬了一份詳細的章程，上奏朝廷。五百里飛騎，快馬加鞭，風雨無阻，及至洛陽，已是六月下旬。

　　大雨如注，天空雷神陣陣，廣政殿內氣氛卻出人意料的輕松，主要是太子劉旸的笑聲顯得開懷，這在素來內斂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見，在場的公卿大臣們心情自然也能放松不少。

　　“近來，難得收到些好消息，錢若水、姚益恭、王濟三者皆是難得的能臣干吏啊！”劉旸暢聲道。

　　怎么說呢，過去幾個月，大漢政壇一直都不算穩定，處處事端，難得安寧。中樞就不用多提了，上至太子，下及朝官，無不活在老皇帝的陰影下，喜怒無常的脾氣，讓人如履薄冰。

　　地方上，西北官場又經歷了一場大整肅，尤其河西、隴右兩道，半數的官員都被更換了，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需要掉腦袋的，更有兩百多人，影響擴散，關內道也落馬了好些官員。

　　王禹偁為首的一批“改革派”自是痛快了，但河隴的政事卻怠誤了，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暫的混亂與癱瘓。

　　眼見事態擴大，整肅的后遺癥的越發突出，太子劉旸坐不住了，親自找到老皇帝，詳細地匯報河隴改弊的情況與態勢。

　　皇帝與太子之間，有那么一番對話，翻譯過來，是這樣的：

　　太子：陛下覺得夠了嗎？

　　皇帝：你覺得夠了？

　　太子：足夠！

　　皇帝：為何？過猶不及？

　　太子：地方政權傾危，豪強反復！

　　然后，也沒有明確的詔旨，但對西北官場的整頓從事實上停止了，按察、御史沒有再大舉調查彈劾，吏政方面也沒有繼續大肆換人，大事逐漸化小，然后化無。

　　比起以往，此次西北官場整頓，持續時間較短，規模也不算大，基本局限于河隴二道，但影響卻是一點不小，甚至更為深刻。

　　殺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豪強反復。有一說一，大漢的官僚們自有其丑陋的一面，但從維護大漢帝國、鞏固劉家江山的角度來偶說，他們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勛貴需要官僚來平衡，豪強需要官僚來抑制，百姓需要官僚來治理。

　　雖然前兩者，并沒有絕對界線，甚至有諸多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的情況，但至少在當前政局下，大漢官僚，尤其是庶族官僚們對劉家江山是有重大積極意義的。

　　吏政需要反腐倡廉，統治階級需要自我凈化，以保持活力，保證戰斗力，甚至于，需要用貪官污吏的腦袋和鮮血，來緩解矛盾，安撫民怨。

　　但是，凡事總得有個度，朝廷在當下的西北，就需要注意到矯枉過正的道理。官場是被肅清了，軍政官吏們是被折騰了個夠，朝廷權威也樹立了，但政權統治呢？卻在事實上，不斷滑落。

　　畢竟，官僚們尚且自顧不暇，又何來的心思與精力，去治馭豪強、黔首呢？西北官場在這三十年間，幾經整飭，不動則矣，一發必是大案，牽連廣泛。

　　而在數次整頓過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政權旁落的趨勢。借著朝廷的整頓，一些豪強、宗族復起，竊取地方治權。

　　同時，為了統治西北，軍政系統內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勢力，朝廷的整頓雖然是無差別攻擊，那些人同樣損失慘重，但漏網之余，卻趁機擴張影響，發展壯大。甘州楊氏，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總而言之，劉旸的進言，算是切中了劉皇帝的心理。若是劉旸拿政局動蕩、民心不穩那些老生常談的理由來勸諫，很可能只會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責。

　　在劉皇帝看來，朝廷大加吏治，打擊貪暴，亂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階層。民心，首先這個“民”字的定義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惡，甚至不需要他們有什么作為，他們就能穩如泰山。官僚與小民之間，也從來只有統治與剝削關系，整治河隴的目的，就是因為地方官員太過肆意妄為，剝削太狠，吃相太難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來的怨言？

　　因此，這樣的說辭，是絕不可能打動老皇帝的。但是，當太子拿地方治權與宗族、豪強反復來說事，那大事上還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視起來。

　　在老皇帝眼中，貪官可惡，可恨，但不可怕，是隨時可以拿來擦屁股的廁紙。但倘若因為究貪治吏，導致地方治權旁落，問題才更嚴重。

　　于是，及時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時，拿下了那么多官員，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實現了。接下來，則要進入新一輪的循環之中，就從安撫西北官場開始.

　　事實上，西北官場之弊，屢禁不止，甚至鬧到治權旁落的結局。尋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無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運動，搞株連，擴大打擊面，進行大面積清洗，這樣搞，怎能不出問題。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時之弊，但帶來的后遺癥就不能憑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當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還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讓地方豪強抬頭的機會嘛。

　　與之相比，還是太子劉旸那種穩中有進的做法，更適合當下的大漢，做法不同，但最終目的也能達到，同時也更符合“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道理。

　　大漢的政治，應該更加趨于理性，而不應由老皇帝隨性胡來。而大漢的政治規則，本是由劉皇帝而發，但如今，很多規則都被他自己打破了，這對大漢的政治生態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說，老皇帝已經不太適合繼續統治這個帝國了，由老皇帝而產生的各種問題，已經深重地影響到帝國，影響到整個帝國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補漏，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比起河、隴整肅，還有便是老生常談的稅改問題了，雖然已經沒有那么轟轟烈烈，但對帝國的影響顯然要更為深遠。

　　距離稅改，已經進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經在全國全面展開了，同時，各種問題也開始集中爆發了。最顯著的問題有兩點，一是來自地方的阻力，依舊存在，不敢當面與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數是層出不窮。

　　就拿土地清丈來講，朝廷數次下詔，讓諸道州把清丈結果匯總上報，但至今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沒完成，要么是上報的數據不實，看著都假的那種，最過分的還得是河隴，三年了都還沒有開始，問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懲罰也好，地方上總有話說，當然，這個問題普遍，但總有解決的一天，終會得出一個讓朝廷滿意的數據。

　　相較之下，第二個問題就要讓人頭疼得多了，那便是稅改官吏的問題。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離不執行人。但是，執行人的素質是參差的，以及對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難免群魔亂舞，而最讓上頭惱火的，就屬那種的陽奉陰違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來，不管是監察機構，還是地方舉報，關于稅改官僚們“胡作非為”的彈劾，是如雪片般飛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對改革派的抨擊，有諸多不實之處，同樣，有許多人、許多問題也確有其事，看得讓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劉旸所提到的“錢、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績出眾，官聲很好，同時在稅改上成效顯著的三名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