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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漢風不滅

  太學奇才輩出,名師齊聚。借兼容并蓄開明之風,扶搖直上九萬里。太學四子,前途不可限量。

  且自薊王兼督四州,又設《備吏制》。天時地利又人和,三興漢室有明主。海內大儒,齊奔薊國。此時不投,悔之不及。

  須知。之于寒門單家而言,“舉孝廉”,幾是出仕唯一途徑。

  察舉孝廉,為歲舉。即郡國每年皆要向朝廷推薦人才,且有嚴格的人數限定。

  武帝之后,《察舉制》,為入仕正途。按舉期分類,察舉科目,可分為“歲科(常科)”與“特科(天子訂立)”二類。

  歲科有:孝廉、茂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質樸、敦厚、遜讓、有行)。

  特科有: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直言極諫、孝弟(悌)力田、博通經典(童子科)、尤異(政績突出)、治劇、明經、明法、明陰陽災異、勇猛知兵法等。

  以上科目,歲科為先。歲科又以“孝廉”為重。特科則以“賢良方正”為最。

  鑒于各郡國人口多寡而名額相同,乃至不公,故和帝永元之際,又改以人口為準,滿二十萬每年舉孝廉一人,滿四十萬每年舉孝廉兩人,以此推之;不滿二十萬,每兩年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三年舉孝廉一人。

  對邊郡,另訂優寬之制。永元十三年詔,幽、并、涼,三州邊郡,滿十萬每年即可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每兩年舉孝廉一人,五萬以下每三年舉孝廉一人。

  為防“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亦或是“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雞”,舞弊之風盛行。

  郡國歲舉孝廉,及至京師,還需依科目并被舉人所學,由公府分別加以“試課(考試)”。孝廉為:“諸生試家法(經術),文吏課箋奏(公文)”。

  換言之。《察舉制》,輔車相依,雙軌并行。郡國先舉,朝廷后察。合稱“察舉”。

  話說,漢末涿郡七縣,計十萬(102218)戶,六十三萬(633754)口。

  六十萬口,年可舉孝廉三人。換言之,七縣,兩年一輪,尚不足分。

  薊王父弘,年二十舉孝廉。其利之大,不妨參見后世《范進中舉》。若非早逝,必為官。入京為郎官,再出為一縣長令,板上釘釘。奈何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母親織席販履,養育劉備成人,又年十五使游,令人唏噓。

  薊國在《察舉制》的基礎上,又訂《備吏制》。如何能不令天下士人,趨之若鶩。

  或有人言,《科考》可乎?

  薊王竊以為,時機未至。若一意孤行,恐弊大于利。

  與后世不同。漢時治學,極重傳承。馬融、鄭玄之事,可見一斑。如王充之說,稱“王學”、鄭玄之說,稱“鄭學”。前漢時,東海下邳人嚴彭祖與魯國人顏安樂,同學于眭弘,習《春秋公羊傳》,遂有嚴氏學并顏氏學,傳于后世。

  亦如為典籍注釋。各家所注,皆有出入。對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的理解,見仁見智。

  便以《春秋公羊傳》為例。

  同舉孝廉。

  出身嚴氏學,與出身顏氏學的二人,對《春秋公羊傳》的理解,必然有出入。故“諸生試家法”。“家法”的另一層含義,便是“各家之法”。嚴門學子,考嚴氏公羊;顏門學子,考顏氏公羊。

  一言蔽之。各有章法,無統一答案。

  若為《科考》,當如何評判?

  還是那句話。新興事物的出現,必有其歷史必然。后世科舉制,并不符合大漢風貌。穿越眾,謹記。

  當如何破?

  薊王已給出答案:《薊國大百科全書》。只需國典修畢,科舉可行。

  如再逆推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用意。是否與薊王同?

  科考之所以在唐時,能夠順利推行。只因五胡亂華,漢文明,十不存一。爭鳴百家,消亡殆盡。“矮子里拔將軍”,湊合用吧。

  或又有人言。蜀科何以能行?

  如前所說。若在西州開科舉,亦無不可。只因西州儒學,多出馬融。若大漢十三州皆為一科,則必然大亂。

  漢末科考不可通行的大致證據鏈如下:

  版本不同(《熹平石經》已修正儒家七經)、門派各異(五胡尚未亂華)、理解參差(各家皆有不同注解)。

  如考尋章摘句,版本不同,各有錯漏,乃其一。如考明辨經義,門派各異,各執一詞,乃其二。之于考官而言,理解參差,評判標準各有出入,乃其三。

  如何統一標準,統一答案。

  薊王承上啟下。繼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集百家所長,修國典《大百科全書》。

  一脈相承也。

  如薊王所言。再有兩百年,漢風不滅,漢魂永存。

  天下碌碌無為,尸位素餐,“以今度之,想當然耳”,鼠輩何其多。

  幸有我薊王。

  或再有人言。《大百科全書》,無非薊國一國之學。如何能一統大漢十三州之學術。

  有理。故薊王欲行,先易后難。先將薊鈔廣輸天下,而后薊吏、薊法,循序漸進。待將薊國之一切便利,放之四海而皆準。薊國《大百科全書》,便是權威公論。

  且自立書之初,薊王就定下,集百家所長,絕非一概不取。且首當其沖,將神滅無鬼,被后世儒生避恐不及,視作“異書”之王學,納入其中。足見開明。

  并以儒宗為首、恩師佐之,集國中鴻儒、通儒、碩儒、大儒,共襄盛舉。再有薊王,居高掌控。即便不敢妄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于科舉,足可一用。

  故儒宗,有感而發:“誅人易,誅心難。”

  殺人誅心,乃霸主之道。薊王,王治天下,豈肯濫殺。

  《荀子榮辱》:“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

  于國而言。先明善惡,再知榮辱。

  便是薊王所謂,先利而后益。

  《管子牧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窺一斑而知全豹。

  法、儒、道,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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