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減省糧料錢
先前韋皋和高岳連兵進攻西南，先是鞏固了邛崍關，而后南進攻略與巂州相鄰的黎州，此地的東蠻三部，即勿鄧、兩林和豐琵，各自的大鬼主都投向唐軍，而后唐王朝冊封勿鄧大鬼主苴嵩為長川郡公，兩林大鬼主苴那時為順政郡王，又任命豐琶的大鬼主驃傍為和義郡王，三位而后還都曾來到都城長安參加皇帝于麟德殿的大宴。
可歸國后不久，勿鄧大鬼主苴嵩病故，其兒子苴驃離年齡尚小，故而該東蠻部落便派遣使者來韋皋這里，請求暫時由苴嵩的弟弟苴夢沖攝政——韋皋也答應下來，而后奏請朝廷，冊封苴夢沖為懷化郡王，兼任邛部團練使，統攝三部里實力最強的勿鄧部落。
可誰想，西蕃駐屯在巂州的“云嶺大論”，也即是尚結贊的長子乞藏遮遮，卻采取主動出擊的方法，暗中策反了苴夢沖！
原來苴夢沖這人的野心很大，他不但想掌握勿鄧部，還想借助西蕃之手，吞并兩林、豐琶，從而“一統東蠻各部，割據黎州，做唐、西蕃、云南后的第四把交椅”。
韋皋安置在黎州和雅州的軍吏，將苴夢沖的動向火速呈報給節度使。韋皋又怒又驚，他明白不管是東蠻，還是蜀都城西山那邊的八個小羌國，其實在順從大唐的同時，還與西蕃背地里保持千絲萬縷的勾結，韋皋先前曾罵過西山八國是“兩面羌”，現在他又罵苴夢沖為“二頭蠻”，罵歸罵，可外在上韋皋卻不動聲色，掌握好軍隊，密切監視東蠻各部的動向。
果然今年開春，在得到唐軍正全力在夏州宥州平羌，而己方東道、北道等主力開始圍攻拔除唐軍于河西最后一處據點沙州（敦煌）的消息時，好戰尚武的乞藏遮遮忍不住，重用熟知地理的籠官馬定德，以巂州臺登城為據點中樞，頻頻越過清溪關周圍的山路，勾結勿鄧的苴夢沖，攻擊劫掠依舊效忠唐朝的兩林和豐琶，以策應牽制大蕃的其他戰場，首當其沖的是豐琶大鬼主驃傍，這位驃傍很年輕，血氣方剛，帶領族人堅決抗擊西蕃兵馬，可卻敵不過乞藏遮遮，開屯的莊稼全被西蕃騎兵踐踏殆盡，而后驃傍就據守自己的館城繼續抵抗，西蕃兵在馬定德率領下，抄小路攻陷了豐琶館城，燒毀了豐琶蠻人的居室和殿堂——驃傍逃走，唐朝賜予給他的印章也丟掉了。
沒了印章的驃傍大哭，赤足跑到邛崍關前，對唐家守捉說自己犯了死罪，居然將皇帝和韋公賜給的印章給喪失了。
很快蜀都城的韋皋便又鐫刻了顆新的印章給驃傍，還贈送給豐琶族人許多武器、絲帛和糧食，許諾：“勿哭，我不但給你新的印章，馬上還要出兵為你等復仇雪恨！在此前，你領族人和兩林蠻連兵，固守黎州諸城堡，等我的號令。”
這時圍繞著黎州，西蕃和唐之間的戰事已箭在弦上。
高岳委托李憲，給韋皋送來的方案即是：“羌戎（西蕃別稱）背信棄義，尚綺心兒、馬重英攻我河西沙州，乞藏遮遮跳梁于劍南黎州，如要安枕無憂地平黨項，須得截斷羌戎一臂......錢糧具備后，我當與城武，會同東川杜黃裳，集三川精兵，大攻乞藏遮遮于巂州臺登城，斬其首以震駭羌戎，使其不得快意于西域。”
得到高岳信號的韋皋于是大喜，便暗中調兵遣將，開赴雅州，準備作戰。
另外一面，長安城大明宮紫宸殿內，皇帝特意將竇參、班宏、董晉、賈耽四位執政級別的喚來。
軍事上的斗爭，前后必然伴隨著政治上的摩擦。
當時的議題是，竇參在推行了差綱法后，又請求皇帝減“諸道將士資裝費、糧料錢”。
原來皇帝自播遷奉天以來，各道方鎮都曾興兵來勤王，然后各節度使也趁著這個機會，干了兩樣事：
一、趁機擴大兵額，向朝廷度支司要更多的錢糧額度來養兵，但其實，比如打報告擴充一萬兵，實則擴充五千可能都沒有，多出來這五千名額全被節度使吃空餉吃了；
二、以供軍為名義，在各自管轄境內加征“大軍糧料錢”、“賞設錢”等雜稅，加重百姓負擔。
其實高岳在興元和鳳翔也做了這兩件事，不過他擴兵擴得實，“虛占掛籍”始終嚴格控制在十分之一的比例，此外他也沒加征雜稅，擴軍所需他通過振興興元鳳翔的農工商各業，及經界法整頓賦稅便可補足，不用額外給百姓添加負擔。
可竇參卻借此對皇帝說：“如今國難已平定，各道擴充招募的士兵，實際大多已被節度使下令解散歸農，如昔日擔當宣潤鎮海軍節度使的韓滉，在長武軍兵變后，不但把鎮海軍牙兵及采石等鎮兵擴充到三萬，還下令各州增募土團，小州八百，大州一千，這些都是用正稅來養。而今鎮海軍已裁減兵馬，不到原本的五分之三，可每年自正稅、雜稅里割取用來供軍的數額卻不曾減少，兵沒了，可賦斂還在，朝廷正稅不足的根源便在于此。”
接著竇參舊事重提，又說高岳的興元、鳳翔，韋皋的西川等方鎮，已廢州郡的團結（土團），革新后的軍隊里五分之三為射士，營田自給自足；只有五分之二為將兵，這才由方鎮正稅里的“留使”和“留州”部分承擔供養——然則這些方鎮原本和朝廷間簽訂的“分稅定額”卻不變，每年交給度支司的還是那么些錢，節約下來的全都入了定武、義寧、奉義等軍的私庫，高岳和韋皋又利用這些錢大肆開織造、釀酒、種棉等，錢滾錢是越來越多，可半文錢也沒到國庫當中啊！竇參強烈建議，高岳必須要把經界法后的砧基簿抄錄份交到戶部來，另外高岳也必須配合朝廷，重新調整興元、鳳翔的兩稅“三品”（上供、留使和留州）比例，爭取把多出來的錢財大部分上供到京師來，而不是自己留占私用。
皇帝很猶豫，就對竇參說，高岳的這些收入，多是稅商所得，朝廷不好跑去索要。
畢竟這個時代，朝廷的收稅基準主要還局限在土地、人丁，最多還加上鹽、酒、茶等間接消費稅，對商業活動的正稅能力不足。
竇參針鋒相對，說高岳砧基簿里也有對商、廓坊各戶“人丁、資產”的詳細統計，朝廷戶部只要拿到他的砧基簿，便萬事大吉。
“卿所言甚善，然則......”良久，皇帝開口說了這么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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