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晏相有問對

　　高岳一直有個錯覺，那便是自己和薛瑤英，乃至和楊炎、元載的關系，能很好地隱藏在這座巨大的都市當中，事無巨細都要操勞的劉晏是不會察覺這種小事的。

　　但他錯了，劉晏當初主持整個東南漕運、鹽政時，最擅長的就是建立情報系統，他雇傭了大批善走的人，可將方圓數千里，城鎮上百處的各地市價毫無錯漏地匯聚在自己的手中——人們都驚訝地傳說，劉晏有項特異的功能，那便是他的雙眼，能見到平地上錢自何飛來，又流向何處——對錢是如此，對人才也是如此。

　　很顯然，紙未能包住火，當初劉晏讓劉長卿來和自己結識，被自己輕易看破，還反手拉攏了劉長卿，不但抬了自己的文名，還賺了長卿的詩賦饋贈。但卻不知，得意洋洋的自己，在劉晏的這雙眼里，又何嘗不是黃雀爪下的螳螂呢！

　　這時候，在劉晏的面前，還要否認什么嗎？

　　不，不行。

　　高岳很快自慌張里恢復如初，坐定不動，他看到劉晏奴仆旺達坐在勾欄下，手拖著個壺，醉醺醺地靠著大筐，里面裝著幾面被雨打濕的竹簾，接著徐徐起身，隔著燃燒的燭火，對劉晏說道，“仆只想在百仞之梯踏上第一步，所作所為也都是經得起吏尚的勘驗的。那么敢問吏尚，國家設禮部春闈和吏部關試的初心是什么？”

　　“選賢。”劉晏不假思索，接著他好像明白高岳下步想說什么，便饒有興趣看高岳如何辯解。

　　高岳指著那竹簾（劉晏一直想送給李廙但沒送掉的），對劉晏問到，“請問吏尚，此竹簾準備用于何處？”

　　“義兄李左丞向來清德，家中張設敝壞，這竹簾是要送于他的。”

　　“斗膽再問吏尚，可知編就簾子的竹，是來自東皋，抑或西嶺，抑或北原，抑或南山？”

　　“竹子就是竹子。”劉晏哈哈笑起來。

　　“吏尚，橘分淮南淮北，竹不分東皋西嶺。”高岳拱手答道。

　　“好大的口氣，本吏尚怎知你是橘，還是竹！？”

　　“仆不識元載，只是得過薛煉師的資助；仆聽說小楊山人孤身上路，其妻臥病在床不得伴隨，出于義心，在灞橋驛贈予他五十貫錢。”

　　“今年春闈前，我在蒸胡攤上再見郎君，那時郎君尚不名一錢，何以在送別小楊山人時居然大手筆，一下送出去五十貫錢？”

　　“那是薛煉師所贈，吏尚要問原因的話，那就是晚生不想在振翅奮飛前，就凍餒死于坊墻下的溝渠里！”

　　“那如果是我先，提前將淇水別業所值之錢給予郎君，那么郎君便不會和小楊山人和薛瑤英沾染關系了嗎？”

　　高岳想了想，說了聲，“是！”

　　“高郎君倒是個大坦率之人。”

　　“為人可大坦率，作詩不可坦率（1）。”高岳伶牙俐齒。

　　這下劉晏反倒不知該說什么了，不過他原本的想法倒不是要預先指斥乃至黜落高岳，那樣根本不是他劉士安的行事風格。

　　“吏尚請坐。”高岳這時居然主動斟了一盅酒，請劉晏重新坐下。

　　這意思是.......

　　劉晏坐回到加棖的長凳上，捻了幾下稀疏的胡須，隨后對高岳說，“郎君的淇水別業，已出售完畢，衛州朝集使將所得的二百貫錢送抵京城，現在我處。”

　　“晏相，這二百貫已是太多了，莫非晏相圖的是千金買馬骨？”

　　劉晏搖搖頭，“我劉士安從來不做這樣的事，要買便只能買真正的千里駒。”

　　隨后劉晏很輕捷地自桌邊書笥里抽出卷軸來，橫在桌面上，對著高岳“高郎君，到現在還是不清楚你是橘耶，還是竹耶？是朽馬骨耶，還是千里駒耶？可否擬策問五道，判文二道？”

　　“遵命。”高岳沉住氣，說到。

　　考驗來了。

　　他明白，劉晏對他行卷不感興趣，而對他的策問更感興趣。

　　“高郎君不必手寫，我只擬題，可用口而對。”說完，劉晏便提筆在書卷上刷刷有聲，“問，開天以來，幣制紊亂，民間不分南北，私鑄不絕，即打脊杖殺而不能禁也。我欲奏請不禁鑄錢，公私合用，可否？”

　　“不可，錢為通貨，有國之權，若不禁鑄錢，非但百姓舍農逐利，還會讓鑄錢粗惡更甚，俗話說谷賤傷農、錢賤傷賈，此舉可謂二者皆傷。歷代禁制，實則為杜奸濫，晏相不可不察，謹對。”

　　高岳這段話，實則是他在之前學習歷史經濟學時，關注過的格雷欣法則，即通常所說的劣幣驅逐良幣，在唐前期和中期，民間盜鑄之風屢禁不絕，江淮之民舍棄農業，依靠大山坡澤，私設鑄爐，大獲其利，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便不免在私鑄錢里摻雜大量的鉛鐵以次充好，這便是所說的“惡錢”也就是“劣幣”，而這種惡錢一旦涌入市場，百姓便會自覺保留良幣，用劣幣惡錢來繳納賦稅，由是市面上只會是劣幣越來越多，給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以至于唐玄宗統治時期，直接下詔詢問，“要不咱們干脆開放鑄錢禁制得了。”而安史之亂后，幣制再度紊亂，連政府也開始以次充好，濫造惡錢，故而劉晏便再度提出了“不禁鑄錢”這個問題來。

　　聽完高岳的第一道回答，劉晏點點頭，“二問，既禁私鑄，權歸官府，然而今鑄錢，本過于利，又當如何解決？”

　　高岳想了想，便拱手答道：“官府鑄錢之本，大約在于本料、用工、轉運、俸料四項，開天（開元天寶）之日，鑄一貫錢本錢為七百五十，則可得利二百五十文，各州共設九十九爐，年鑄錢三十二萬七千貫，儲藏于庫，則得利八萬一千七百五十貫；然喪亂之后，國家所掌之爐，僅余不到三十，多在晏相所掌之東南，若送京都，加上用工、轉運、監造官吏的俸料，每鑄造一貫，花費為二貫，可謂本倍于利也。依晚生的看法，當務之急于劍南、蔚州、潤州、揚州、宣州等地增設礦冶、鑄爐，又可自嶺南賦稅、各地和市當中折換金銀銅錫，產量一增，本錢必低。謹對。”

　　“那第三問，增爐可削鑄錢之本，但若小人百姓改私鑄為私熔，又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