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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 錢不是越多越好

  顧驁雖然不熟悉大多數快消品行業(包括飲料)的經營,但兩輩子活下來,一個基本的商業常識還是有的:

  這些行業最值錢的無形資產,就是一個牌子。至于技術含量,那是真沒多少。

  專利在這里構筑不起什么護城河,以商業秘密形態存在的“絕密配方”也沒什么卵用。

  別信那些“可口可樂是靠鎖在亞特蘭大總部最絕密保險柜里的配方才那么牛逼”的智障地攤咨詢。

  隨便一家檔次十億美元以上級別的飲料企業,化驗一下,高仿個98相似度、確保消費者味覺察覺不出區別來,其實很輕松。

  別人之所以抄不了那種成功,完全是因為可口可樂的牌子深入人心,再加上可樂的利潤率也不是非常暴利。需要那么大的規模、市場容量、多年磨合出來的成本管理質量控制,才能撐住這個毛利率。既然別人抄得規模不夠大就沒賺頭,不如放棄,改作差異化市場。

  顧驁這個外行都能看清“品牌是唯一有效的護城河”,業內人肯定更加能看清。

  所以顧驁知道,“把所有商標品牌的所有權權益統統捏在自己手上、只是把使用權授權給別人”,那這門生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別人不會賣力幫你推廣,都怕權責不明,最后到期了為人作嫁打白工。

  就像歷史上,當王老吉和加多寶還是一家的時候,陳紅道要不是把王老吉的商標一直控制住,他才不會每年幾億幾億地砸廣告費宣傳這個牌子呢。無非是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一方是國企,所以跟陳簽約的國企方面負責人被抓了之后,國家能追訴合同無效…

  具體不多說了。

  “好吧,我理解你把東南亞各國的‘紅牛’權益留給許書標的決策,就當是換取他接受注資、合用配方、共同研發濃縮糖漿灌裝廠模式所需的生產技術。

  既然在中國市場的宣傳,是你的重要談判條件之一,那我辛苦一下,回程的時候先飛一下曼谷好了。跟許先生敲定一下合作意向,然后再把宣傳片在國內放出來,免得浪費一個籌碼。”

  韓婷理解了顧驁的飲料品牌布局考慮后,也非常麻利地做出了安排。

  她只是想象力沒那么豐富,執行起來還是很利索的。

  兩人聊到這兒,肉骨茶也都吃完了,韓婷自然而然把外賣塑料盒收拾好,還摁鈴讓服務員倒掉。

  韓婷倒了杯水漱漱口,然后端著杯子繼續下一個話題。

  “還是說說你一開始提到的大前提吧——你為什么會覺得,紅牛這個牌子所代表的文化傳媒價值,未來會越來越值錢呢?

  你說‘紅牛代表了賭命、冒險博出名的群體’,這類人在我看來就是吃飽了沒事干的浪費生命者,我不覺得這種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吸引這些人的運動賽事、文娛作品,未來應該也不會有大前途吧。”

  剛才在掃盲的時候,顧驁大致解釋過“紅牛代表了冒險賭命”是怎么回事。

  他解釋的說辭,無非是把他后世看到的“紅牛最適合代言極限運動、冒險挑戰”等現象,用一個朦朧的推演預言說了一下。

  但是,1982年的國人,顯然無法理解這個世界上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吃飽了撐著找死的人。這個時代也沒有“我終于知道外國為什么人口少了”之類的口頭禪。

  文化差異太遠了。

  顧驁閑著沒事,就不吝給韓婷深入解讀一下。

  “你要這么想問題:最近十幾年來,世界范圍內,其實生產力爆炸式發展是很明顯的。如今我國都開放了四年了,形勢那么好,我毫不懷疑,未來30年的社會,全球會從一個匱乏的時代,轉向一個富足和相對過剩的時代——你沒聽錯,我說的‘相對過剩’,就是Marx說的那個‘相對過剩’。

  而可口可樂這樣的品牌,代言的是‘廉價美味帶來的幸福感’。紅牛代言的,是‘你比別人強’帶來的幸福感。前者是人和自然的對抗,后者是人和人的對抗。

  吃飽喝足的人容易空虛,再想感受到快感,就只有與別人不同,被別人羨慕,在被人面前裝逼。物質越富足,空虛的人就越多。”

  顧驁說到這里,神思恍惚有些穿越時空,想到了后世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內心忍不住感慨。

  他的表情落在韓婷眼里,也引起了微微的共鳴,雖然韓婷的見識還不足以真正理解。

  神游之后,顧驁發散性地嘆息:“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從國民‘幸福指數’來看,未來1520年,或許是全民綜合幸福度最高的時代了。再往后,人民雖然更有錢、物質更豐富,但說不定總體國民幸福感會下降,人與人之間關系更緊張、戾氣大增。

  其實,我很不希望紅牛代言的‘讓空虛痛苦的人賭命求關注、尋找存在感’文化大行其道,但天道趨勢擺在那兒,誰也違抗不了。”

  “為什么?為什么你會覺得將來更有錢了反而不幸福?”韓婷放下了杯子,鄭重地問。

  顧驁聳聳肩,無奈哂笑:“我在美國念書時,學到了很多課外常識:人類的大腦,其實很賤的,它終究只是一個被生物進化學所奴役的器官罷了。自然界為了讓人類不斷奮進,千萬年來早已讓大腦進化成了‘物質享受升級后很快就能適應’的機制。

  也就是說,比如一個美國人,今年賺1000美元月薪,明年漲到1500,他可能剛漲薪的前半年,會稍微喜悅一下,沉浸在幸福中。可最多半年后,他會覺得這是自己應得的,大腦的保護機制,導致垂體不會再為‘我加薪到1500’這個理由而繼續分泌多巴胺了。

  再過幾年,他漲到月薪2000/3000的時候,每次暴漲后半年,依然會分泌多巴胺,再往后就習慣了,概莫能外。

  同樣的,一個沒吃飽飯的人剛剛吃飽后前半年,他會開心,下一次他就要偶爾能吃肉時,才能開心半年,再下次要到敞開不限量吃肉時才開心半年…在確保活下去后,每一個新增物質享受的增量,只能讓你的垂體為之分泌半年多巴胺,然后就習慣了。

  存量不重要,增量才重要,沒有增量時,月薪5千美元的美國人跟月薪5萬美元的美國人,其實物質上活得一樣痛苦——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多巴胺分泌量為衡量標準。

  如果僅僅是上述的機制在起作用,那么小康實現后,有錢最多是跟沒錢一樣幸福,至少不會痛苦。可事實是,人一旦滿足小康閑下來之后,他的注意力就會多到無處安放。

  一個沒吃飽飯的人,是沒精力去關注他身邊的人、有幾成比他窮有幾成比他富的,也就沒空被攀比所苦。他的大腦被餓麻木了。可是一旦吃飽了,她就會找事兒,希望被人關注,希望發現自己在社會上并未處于底層,那么矛盾就來了,戾氣也大增。

  所以從多巴胺的角度來衡量,其實一個最和諧的社會,大約是80的把精力花完后,能吃飽穿暖,沒有剩余精力去嫉妒別人并且生出怨憤。16的人能吃飽肉、有電視看,然后每當腦子空下來時,就能想起自己是世界的前20,并心生優越感。

  3.5的人當富豪,不但錦衣玉食,還能買奢侈品,在那16吃飽肉有閑暇的人面前偶爾顯擺一下。最后0.5的頂層超級精英,則脫離了一切低級趣味,他們錢多得視錢財如糞土,只想改造世界、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美國人的腦神經科學家早就研究過了,人類只要發現自己處在所能觀察到的環境內、前兩成的位置,他們就多半會心生滿足,分泌多巴胺。

  對于窮人而言,閑下來的時候最好就是適當消遣一下體育運動、或者打打牌,把精力耗散掉就夠了。如果更閑,他們就會想起自己有多窮,這雖然會刺激他們奮斗,卻也會帶來痛苦、多巴胺分泌量的壓抑。”

  顧驁前世來自于過度分享的互聯網時代,他雖然賺的是這個錢,卻不代表他認同那玩意兒的好處。

  他深知很多時候無知等于幸福。90年代末社會的戾氣之所以沒有2010年代濃重,并不是90年代末的人物質生活好,而是他們沒有那么多誘因提醒他們想起自己有多窮。

  “原來,美國、曰本這些國家,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了。按你的說法,他們的社會戾氣那么重,極端的人那么多,都是被大眾傳媒的過度挑撥攀比導致的?”

  “很殘酷?但真相就是這樣。如果有一天讓中國人民吃得太飽后,他們遲早也會想方設法變著法兒作的。只要我們還是人類,我們也都是多巴胺的奴隸罷了。有識之士們,充其量不過是比常人更能提醒自己警惕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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