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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七章 學宮論古今

  選擇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其實是現在漢代的人求學的時候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遠在上古時期,華夏處于時代的變革當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導致了整個政治層面需要一種全新的思想來支持自己行為,注解自己的道義,導致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后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個時間點,傳統文化周禮的權威性遭到了質疑和批判,因此適當的進行改造,以便在新的國度變動當中,尋求一種新的平衡,對于未來的社會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模式,就成為了舉世關注的碩大的命題,引發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的碰撞的火花,這就是百家爭鳴。

  此時的儒家其實并不是孔子對于自己的稱呼,而是從墨家哪里得來的。孔子此時也僅僅是諸子之一,與其它諸子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系。

  但是從漢代開始,儒家的地位就逐漸的在提升,漸漸凌駕到了其他的諸子之上。

  這一點,斐潛無能為力。

  不是一個皇帝選擇了儒家,而是華夏選擇了儒家,相比較黃老的無為而治,墨家的兼愛非攻,法家的尚法明刑,都不能提供出一個系統的社會階層解決方案…

  所以斐潛只能是從儒家的根本上進行一種嘗試,試著看看能不能在這個尚未完全成型的儒家教派當中,夾雜進去一些自己的想法。

  而這種嘗試,就從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開始。

  斐潛恭敬的給蔡邕倒了一杯熱茶,然后雙手奉上,說道:“師傅,今文、古文何異有之?”

  蔡邕看了斐潛一眼,然后端起茶碗,啜飲了幾口之后,將茶碗放下,才緩緩的說道:“今文緯妄。”

  斐潛知道,其實在今文和古文經學上有很多的區別,但是除了方才對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實還是針對于經書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謂的立像什么的,其實也僅僅是外在的一種表現,蔡邕作為一個古文經的學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文王,而是因為今文經將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文經的人將周文王拉出來與其抗衡罷了,因此像后世那樣稍微對著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漢代當下還是沒有。

  蔡邕說的,便是今文經和古文經的最大的根本區別。

  其實這個所謂“緯書”,也是跟孔子神圣化相輔相成的,因為孔子為圣人,所以他說的話肯定不是普通的話語,自然在其中另有玄機。孔子為了后人能夠不走彎路,便暗藏有一批解釋經書的“緯書”,來讓后來者能夠明了“孔子的微言”。“微言”就是隱語,含有重大意義卻不易察覺的話。

  在漢代,最早出現的并不是古文學派,而是今文學派,因為秦朝的原因,所以當時很多書籍都流失了,漢武帝當時采用董仲舒的建議,建立了長安太學,設置了五經博士,專授儒家經典。那時經書只有后來才稱“今文”的那一種版本,還沒有受到古文經書的挑戰。董仲舒曾三次應對武帝的策問,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對儒學進行發揮,把儒學改造成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神學理論體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陰陽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來因為漢成帝時,劉向奉命將各地收集到的舊書加以整理校訂,其子劉歆在協助父親校勘時,發現一部用古文抄錄的《春秋左氏傳》,覺得左丘明對《春秋》的解釋較為公平、正確,想必是左氏見過孔子,所以得其真諦。

  劉向死后,漢哀帝命劉歆接替父職,劉歆就建議朝廷把《春秋左氏傳》,連同同為古文經的《逸禮》《毛詩》《古文尚書》等列于學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據的文本是《春秋公羊傳》,所以很多人認為是左傳是邪門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員,更是口誅筆伐,這個事件也就是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第一次交鋒。

  斐潛說道:“讀書如飲茶,冷暖當自知,若盡信書,可無書矣。”作為后世所謂樹立權威,然后權威崩潰,搭建人設,然后人設垮塌的各種經歷之后,斐潛明白很多東西只要是人寫的,就必然會有個人的感情因素在內,如果只懂得完全一股腦的全盤接受,那又和鴨子有什么區別?

  “盡信書不如無書”并非是斐潛獨創,而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孟子就已經提出來了。

  蔡邕幾乎是眨眨眼就明白了斐潛的意思,便捋了捋胡子,說道:“子淵欲以孟攻孔?此法…何為可信之書?”

  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并非是說全部不接受,而是有選擇的進行接受,那么問題自然就來了,怎樣選擇才是正確的,那一本書才可真正的讓人相信呢?

  斐潛笑笑,然后起身從一旁的書架之上取下了一疊書籍,然后雙手奉到了蔡邕面前。

  蔡邕疑惑的看了一眼:“連山殘章?”然后一眼看到書頁扉頁上的蔡氏藏書字樣,挑了挑眉毛,并沒有說什么。

  蔡邕將手上的幾本都大略翻了一下,然后越看越是眼熟,說道:“此書何人所撰?書筆之形…這個…”

  斐潛又笑笑,然后又拿了一疊書卷,奉給了蔡邕,說道:“師傅,此書可說是師姐所寫,又并非完全由其所寫…”每一個字當然是按照蔡琰抄撰的字體來刻的,但因為在變成字模的時候略有變形,所以才有這樣的說法。

  “咦…”蔡邕接過來一看,竟然還是一大摞的相同的《連山殘章》,依舊一模一樣,視乎同一個模子里出來的,而最近蔡琰似乎在忙著寫一本什么勸學書,并沒有多少時間重復抄寫,因此有些不解,想了一想,說道,“子淵…新作此書拓印?”

  “師傅,并非拓印,而是活字印刷而制。”斐潛站起身,鄭重的向蔡邕拜了一拜,然后說道,“假些時日,當有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夏日之前,六經可全,今年之內,重新印制之書可過百數…屆時學宮之內,但凡有疑,便可相互印證,不虞無書可查!長此久往,偽書漸去,真經自存!長此以往,蔡氏藏書樓,傳經于天下,還諸子本源,當恩同再造,定千古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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