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82章 經濟繁榮度

　　陳益波不解地問：“云教授，濱州市為什么很難趕上云嶺市？”

　　云教授說：“對不起，這里我單指經濟的繁榮度。濱州是省會，副省長城市，有政策優勢，作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云嶺是剛升格的地級市，無論從哪方面比較，都比不過濱州市。但是經濟增長率，濱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點三，云嶺市是百分之十七點一，如果考慮到幾個大項目的實施，以及升格為地級市的政策效應，云嶺市的經濟增長率肯定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陳益波點著頭說：“我承認，從現在開始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云嶺市的經濟增長率，將大大超過我們濱州市。”

　　云教授說：“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說的經濟繁榮度，通俗講就是經濟活力。作為省會城市，是全省的第一窗口，要承擔更多的政治功能、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這就決定了濱州市有很多限制，特別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束縛。而云嶺市不一樣，作為沿海開放城市，得天獨厚，又沒有額外的約束，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陳益波問：“就經濟環節論，云嶺市強在哪里？”

　　云教授說：“我是學教微觀經濟的，看經濟問題從小到大，從低到高，我個人發明了一個詞，基礎經濟，就是所有經濟環節的第一個節點。在計劃經濟時代，有小集鎮的集市存在，在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小集鎮的集市和農貿市場存在，小集鎮的集市和農貿市場，就是經濟環節的第一個節點，也就是我說的基礎經濟。”

　　陳益波說：“這個經濟環節的第一個節點，應該也包括象云嶺市老城區那十幾條老街的地攤吧。”

　　云教授說：“對，基礎經濟包括地攤經濟，地攤經濟就是基礎經濟，基礎經濟還包括背包經濟、夜市經濟和垃圾經濟。背包經濟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販，夜市經濟當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經濟指的是垃圾處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效益。云嶺市在這四方面的數據是這樣的，地攤經濟，從業人員兩萬多，產值上百億；背包經濟，從業人員超過一萬，產值五十億以上；夜市經濟，從業人員兩萬，產值八十億多；垃圾經濟，從業人員一萬多，產值五十多億。”

　　陳益波說：“還別說，地攤經濟、背包經濟、夜市經濟和垃圾經濟這四個方面，我們濱州市根本沒法與云嶺市比，因為我們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說：“問題就在這里，無論是數量上或是質量上，這些基礎經濟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視，在大城市還是限制甚至取締的對象。但是，基礎經濟卻最充滿活力，是經濟繁榮的基礎，是就業的充分保障，是整個經濟不必可少的第一環節，與農村集鎮的集市和農貿市場同樣重要。”

　　陳益波點著頭問：“云教授，你說得很有道理，濱州是省會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礎經濟搞活呢？”

　　云教授搖著頭說：“很難，我舉個例子，在云嶺市的每一個居民小區，在一定的時間在具體的地點，允許流動攤販進入，濱州就很難做到。又比如，云嶺市對垃圾處理實施嚴格的分類，其分類處理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就為垃圾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濱州市很難做到。還有更重要的，從事基礎經濟的人，在云嶺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戶、老人、孩子教育等，都與公務員一樣同等享受。可在濱州那樣的大城市里，從事基礎經濟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將其擋在了門外。”

　　陳益波又問：“還有嗎？”

　　云教授說：“最致命的問題是，基礎經濟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許其隨意發展，也就是隨時隨地的進行。你可以去云嶺市的街上走一走，幾乎每條街上都能見到基礎經濟的存在，濱州市能做到嗎？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會被城管趕走。你要是在濱州市搞基礎經濟，刻意地搞些地方，將基礎經濟固定在框子里，那就違背了基礎經濟的特點，就難以搞活基礎經濟。總而言之，經濟繁榮度的首要指標就是基礎經濟的活躍度，基礎經濟充滿活力，整個經濟就是繁榮的，反之，整個經濟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躍度肯定不高。”

　　陳益波感嘆說：“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隨意撂地攤，確實是做不到啊。”

　　這時，云教授看向了許教授，“老許，該你說了。”

　　許教授微笑著說：“一個是省會城市，一個是新的地級市，其實沒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謂的幸福指數來說，一般人肯定會認為濱州市強于云嶺市，因為大多數人愿意生活在濱州市。殊不知濱州市的生活壓力遠高于云嶺市，就拿物價這一個指標，濱州市就比云嶺市高百分之二點七。”

　　陳益波哦了一聲，“就幸福指數來說，許教授也認為云嶺市好于濱州市？”

　　許教授點了點頭，“當然。”

　　陳益波說：“請許教授詳細說說。”

　　許教授說：“幸福指數也叫幸福感指數，實際上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指數這個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并付諸實踐的。二十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七百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頓了頓，許教授說：“生活質量可以用幸福指數來衡量，如果說GDP、GNP是衡量國富和民富的標準，那么，百姓幸福指數就可以成為一個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標準。百姓幸福指數與GDP一樣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監控經濟社會的運行態勢；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可以這樣說，作為最重要的非經濟因素，它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也是社會發展和民心向背的風向標。”

　　陳益波點著頭說：“許教授，請你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