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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八章 珍惜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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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5月21日,廣州國民政府通過北伐戰爭決議案,標志著北伐戰爭進入起始階段。◇↓◇↓,

  上海的報刊上紛紛報道此事,絕大多數持贊成態度。

  這要歸功于張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為,他的高壓統治讓其失去了新聞界的支持。

  4月26日,張座霖下令殺害了北平著名報人邵飄平,引起了新聞界的同仇敵愾,也可以說是兔死狐悲。

  張座霖今天能殺害邵飄平,明天就能殺害其他報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說真話。

  新聞界一向講究言論自由。

  雖然大家知道這是相對的自由,但這是新聞界的堅持和驕傲所在,是新聞界的臉面。

  張座霖殺害邵飄平的舉動是在打新聞界的臉,得罪了整個新聞界。

  北平的新聞界懾于張座霖的恐怖統治不敢出聲,連公開的追悼和紀念都沒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聞界則嚴厲聲討了奉軍在北平的暴行。

  別小看新聞媒體,媒體能夠通過報紙影響讀者,讀者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報紙對于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贊成者居多。

  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主要還是因為廣州國民政府和蘇聯合作的事情。

  張座霖有日本人撐腰,北伐軍的背后是蘇聯人,說起來兩者是半斤八兩。

  林子軒反對和蘇聯聯合,不過卻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點倒臺,國家早日統一。這樣中國才能有一段相對安穩的時間,不至于到處都是戰亂。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老百姓。

  這段時間,他安下心來撰寫關于美國經濟危機的論文。

  宋子聞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想要說服這位經濟學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東西來,為此,林子軒把丟掉很久的經濟學又撿了起來。

  他甚至想是不是進修一個經濟學碩士學位,自己的文憑太低了啊。

  這時候,徐至摩來到了上海,他并非是專程來上海,而是路過,他要回老家海寧。

  原因是他和陸小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他的父親堅決不同意。

  徐父認為兒子離婚已經是大逆不道,現在又要娶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更是敗壞門風。

  徐至摩想讓林子軒和他一起回海寧,勸說父親答應這樁婚事。

  這讓林子軒哭笑不得,不過沒有拒絕。

  陸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離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軒只有祝他們幸福了。

  在回海寧的路上,徐至摩說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亂了,張座霖的高壓統治讓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適應。他準備結婚后搬到上海來,買一套房子,在大學里教書。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這個打算,因為林子軒的關系。上海是他們的首選。

  也有人到南京、廈門、廣州等地謀生,要么到學校教書,要么在報館任職。

  比如語絲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帶著家眷逃離北平。到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他向廈門大學推薦了一批在北平教書的學者。其中就有魯訊。

  由此,北平的學者陸續南遷。最終匯聚到上海。

  這是林子軒第二次來到海寧硤石鎮,第一次是來海寧觀潮的時候。

  有了林子軒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責兒子,讓徐至摩陪著林子軒四處游逛,熱情招待。

  這或許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幾天之后,徐父終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結婚必須經過他的前妻張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時,張幼怡已從德國回來,住在二哥張軍勱的別墅內。

  林子軒和馮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請了這兩位舊日眷侶,給他們創造一個洽談的機會。

  在法租界的餐廳里,張幼怡穿著一身洋裝,文文靜靜,透著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較而言,徐至摩則有些唯唯諾諾,失去了詩人的自由灑脫。

  林子軒和馮程程先行離開。

  在路上,馮程程不由得嘆了口氣,感情的事情真的說不明白。

  看著張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還有了孩子,想不到說離婚就離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戀愛,為此不惜離家出走,以前的馮程程同樣如此,反對包辦婚姻,但現在過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戀愛的人就一定幸福么?還是會被傷害的遍體鱗傷?

  只能說各有各的緣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軒在后世看慣了男女之間的聚散離合,離婚成了普遍現象,但幸福就很難找到了。

  看著餐廳里的那兩位,他握著妻子的手,覺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張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陸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這讓徐至摩頗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準備離開,他要前往英國,順便到莫斯科參觀訪問。

  胡拾到英國是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于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7月,胡拾離開北平,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

  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學歸國后,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也是繼徐至摩和林子軒后,又一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參觀革命博物館,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

  隨后,他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

  三人看了都覺得很滿意,認為莫斯科的監獄很有人道主義。

  胡拾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

  他甚至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的感想與至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經過短短三天的參觀,胡拾對蘇聯大加稱贊。

  他的信件傳回國內,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輪對于蘇聯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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