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一步走錯,便是一生

　　周作仁住在北平八道灣胡同11號，這是魯訊在1919年出資購買的院子。

　　整座院落是大宅門格局，鄰街是一溜院墻，進門樓見影壁，前后兩進，九間瓦房，宅內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

　　當時的價錢是三千五百塊大洋，在北平算是豪宅了。

　　按照后世北京的房價，這絕對是白撿的白菜價。

　　魯訊1909年回國參加工作，1912年到教育部任職。

　　他在教育部的職務是僉事，月薪有300塊大洋，他還給報紙寫文章獲得稿酬。

　　這套四合院相當于他一年的工資，由此可見，公務員在任何時代都是讓人羨慕的職業。

　　而且，他把紹興老家的一套老房子賣掉，得到了1600塊大洋的房款。

　　在北平有了房子，他請假回到紹興，把母親和第一任妻子朱按，弟弟周建仁接到了北平。

　　這時周作仁也帶著一家人從日本回來，三兄弟便住在了一起，成為了一個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長，三年后，兩兄弟鬧翻。

　　魯訊和朱按搬出了八道灣，遷居西四塔胡同61號居住，周作仁和周母留在了八道灣。

　　于是，后世就有人猜測周作仁是為了霸占八道灣胡同的宅子才和魯訊鬧翻的，提出這種說法的不是別人，正是魯訊的兒子周海英。

　　周海英在《魯訊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中寫了周家兄弟在八道灣生活的內幕。

　　在周海英的講述中，主角是一個叫做羽太信子的女人，她是周作仁的妻子，掌管著八道灣的經濟大權，花錢如流水，揮霍無度。

　　而且，這個日本女人殘酷無情，詭計多端，先是趕走了老三周建仁，又用計謀挑撥魯訊和周作仁反目成仇。最終達到了自己獨霸房產的目的。

　　甚至連周母都不愿意在八道灣這種殘酷的環境下生活下去，而是搬去和魯訊一起生活。

　　整個過程更像是一篇宮斗小說。

　　然而，周海英是1929年出生的，他從來沒有在八道灣生活過。魯訊過世的時候他才七歲，這些所謂的內幕不過是道聽途說和自己的猜測罷了。

　　至于是誰告訴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先說周建仁，他是魯訊的三弟，娶得妻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

　　在1921年，周建仁到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婦女雜志》的助理編輯。

　　并從事著譯工作。在《東方雜志》、《婦女雜志》、《自然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婦女解放，普及科學知識。

　　此人在上海的時候還和一名女學生同居了。

　　這似乎和被羽太信子趕走的關系不大。

　　而魯訊和周作仁的絕交恐怕不是因為經濟原因那么簡單。

　　八道灣的宅子是魯訊用賣掉老家房子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積蓄來購置的，所以算是他們一家人的公產，只是名義上屬于魯訊。

　　當時簽訂了一份契約。

　　內容是八道灣的產業，分拆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周母占一份，這一份作為供周母養老送終的費用。

　　周海英控訴周作仁的是在魯訊過世后，周作仁把八道灣宅子的戶頭從魯訊改成了周作仁，并且有段時間沒有擔負起周母的撫養費。

　　周作仁每個月給周母的生活費是50塊。周海英認為以周作仁的收入來說太少了。

　　這和后世一家人爭房產鬧的不可開交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因為發生在周氏兄弟這種名人家中才顯得格外的引人關注。

　　林子軒對周氏兄弟的家事興趣不大，只是以旁觀者的角度看看熱鬧罷了。

　　1924年4月25日，他來到八道灣11號。

　　周作仁穿著日本和服出來迎接，和他一起的還有《晨報副刊》的主編孫福園。

　　孫福園1921年北大畢業后一直主持《晨報》副刊的編輯工作，人稱“副刊大王”。

　　在主持晨報副刊時，魯訊的《阿Q正傳》即在該報首次連載。

　　還發表冰心的《寄小讀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等許多后來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紹西方文化科學著作及譯者。

　　可以說，《晨報副刊》實際成為新文化的一處宣傳陣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關系都不錯，對魯訊尤為敬重。把魯訊當成自己的導師。

　　當然，他后來和魯訊決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軒的那篇《中國的禮儀在哪里？》就是孫福園刊發的，作為對陳獨繡等人的反擊。

　　文學研究會的大部分成員贊成泰戈爾訪華。中國不少新文學作家都受到泰戈爾詩歌的影響，不少青年人也歡迎泰戈爾的到來，只有受到陳獨繡影響的青年才會反對泰戈爾。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學刊物都不會刊登陳獨繡等人的文章。

　　陳獨繡的文章大多刊載在上海的報刊上，而且是非文學的報刊。

　　泰戈爾到中國訪問算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體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壇議論的焦點，周作仁和孫伏園也在談論這件事。

　　他們贊成林子軒在文章中的說法。

　　泰戈爾不是洪水猛獸，也沒有拿著洋槍利炮，只是講幾句東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難道就能導致中國亡國么？

　　那些人太小題大做了，把中國文化界內部科學和玄學的爭論強加在泰戈爾的頭上，是對泰戈爾的誤讀。

　　然而，自從泰戈爾來到北平，陳獨繡加大了批判泰戈爾的力度。

　　他在《泰戈爾與金錢主義》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說他”的話，上綱上線批判泰戈爾“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

　　“泰戈爾的和平運動，只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地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做說客。”

　　其實，泰戈爾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獨立，并為此做出極大的貢獻，他是一個愛國者。

　　不能因為泰戈爾在西方社會受到推崇，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就非要說泰戈爾被西方收買成為了“帝國主義的說客”。

　　這么說顯然有失公允。

　　在談論中，林子軒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顯的日式風格，或許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緣故，周作仁似乎更為習慣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時間。

　　他穿著和服，坐在地板上，喝著茶，聲音不高，說著北平文壇的故事，一派名士風范。

　　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歲。

　　誰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會被當成文化漢奸關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轉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錯，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