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家“皇唐系”大學的誕生,如果說是教育界九鼎齊鳴的大事件。那么弘文閣隨后發布的《專營法》,則是給持續很久的大宗物資寡頭專賣,進行了一場“地龍翻身”,震級強度無上限的那種。
除了“專營”本身這個概念之外,弘文閣仿佛有了“立法權”,當然這個權力來自哪里,朝野內外都是心知肚明。
只不過沒人愿意去深挖,畢竟七部甚至八部大佬之下,還有一堆的徒子徒孫,他們也是有野心也是有理想的。
難道沒人想要做弘文閣學士?
以前“入閣”毫無亮點,但是現在…真香!
即便只是糾纏于細枝末節上,還是讓人心驚膽顫。因為《專營法》將會逐步擴大地方對于大宗物資的營銷權力,但是,針對大宗物資,尤其是礦產資源,基本上還是由朝廷掌控源頭。
究其原因,朝廷缺錢了。
按照既定的規劃路線,加上這幾年的“債票”以及各種貸款,朝廷必須在五年之后還要保證財政良好。
未雨綢繆這是必然的政府素質,更何況,貞觀二十六年的當下,專業的技術官僚,并非只有工程狗、農業狗。王學子弟的算盤,打得也是像模像樣了。
受欽定征稅司衙門的啟發,朝廷在針對收稅上,原先的直接稅、實物稅,其效率低下又不能滿足“超級朝廷”的需要。
這時候,想要進一步提高“收入”,拉高稅率的意義不大,做大征稅市場,卻是行之有效。
薅羊毛沒必要把羊薅禿,這一只薅一點,那一只也薅一點,積少成多,數量反而相當的可觀。
在貞觀二十六年之前,收稅真正收得多又不費力的,只有“印花稅”。其余鹽稅之類的,都是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風險極高。
但隨著大建的興起,不管是板軌、弛道、鐵道、港口、關口甚至是大型聯營客舍,都能夠聚集起一個“超級市場”。
只要有商品在這里流通,那么官方要掌控的,就是這個年代為數不多的“節點”。
一次海上貿易的發起和終結,大概率就是在蘇州、揚州、杭州、泉州、廣州、交州等等大型港口,那么,朝廷只需要在這些港口設置征稅衙門即可。
并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的商船都會繳稅,但是,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按照一條船的商品銷售總額來征稅,整個帝國的“收入”,將會以幾十倍的增量暴漲!
這筆賬,朝野之間的算學高手都算過。
在地方豪門和關隴軍頭徹底退場之前,想要這樣搞,難度大得驚人。但是現在,北起太原,南到廣州,舉凡大型世家,都遭受了重創。
為數不多保全自身的,只有嶺南馮氏、冼氏。而后者實際上在謀求“南都”地位的時候,就已經表明了態度,愿意“繳械投降”,中央讓怎么干就怎么干。
當然馮氏內部可能會出現反對的聲音,但貞觀二十六的當下,尤其是像馮智戴、馮智彧之流,跟揚子江兩岸妖孽都打過交道。可以說,帝國最強的兩大官商集團已經下定了決心,那么,誰在馮氏內部唱反調,都會被馮氏嫡系子弟徹底絞殺。
正如吳縣陸氏當代家主陸飛白干過的那樣!
《專營法》出臺之后,對中低階層的友好度是非常不錯的。原本的底層冒險家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勇氣或者頭腦,在原本管控專賣的市場中前去拼殺。
比如白糖,原本只是朝廷和地方巨頭的“私人物品”,現在就可以正式出現行腳商從某個白糖商那里批發,然后前往各處販賣。
原本管控的流程、工藝、渠道、市場、貨源…都開放了口子。
當然讓人享受這種便利的方式,自然也是交易,“冒險家”們要繳稅,他們在某個關卡或者津渡甚至是客舍賣出去一百文的白糖,那么自己就要上繳五文錢的稅。
只不過行腳商們大概是不想這么干的,不過對于有了門店的商人們而言,銷售稅成了必然,今后要考慮的,是如何避稅甚至是逃稅。
朝野之間,都明確了一個概念:流通。
基于這個共同的概念,自然會從共同的價值中,誕生共同的“理念”。隨之而來的,就是當進入這個“體制”之后,不管愿不愿意,都要維護一下。
當然從私心出發,自己能夠成為弘文閣學士,那肯定是希望后來者早點死。但毫無疑問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為了保證自己已經到手的利益可以穩固流傳,“立法”成文,自然就是加強“共識”或者“理念”的工具。
原本這個工具,是帝王的。
但現在帝王讓渡了那么一丟丟出來,社稷神器的滋味,顯然是讓人嘗試一次就欲罷不能。
弘文閣帶來的這一波“地龍翻身”,并非只有躍躍欲試的食肉者們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在那里狂歡。
那些舊時代中的“清英”們,同樣沒有閑著。
有人懷疑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有人懷疑皇帝被長孫皇后“篡權”“幽禁”了;還有人要“天誅國賊”張操之,盡起衛士戰個痛…
甚至在張德準備南下之前的宴會上,還有一個不知道哪里躥出來的侍御史,要跟張德同歸于盡。
堂堂帝國的六品“高官”,最后的一點點掙扎,卻是他們曾經最不屑的“匹夫一怒”。
可惜,老張連展現自己相當不錯的擼鐵成果都沒有機會,兩條粗壯的麒麟臂,在當時還想扭斷那個想要行刺他的侍御史。
人們驚異于朝廷的巨大變化,但有識之士卻早就發現,這不過是武漢、湖北乃至揚子江兩岸早就有過的“試點”成果罷了。只是這一回,由著弘文閣牽頭撒歡,而皇帝老子居然暗地里推了一把,仿佛這江山社稷,燒了埋了也可以不管不顧。
什么太子皇后,這一刻,都無甚要緊了。
只是,對市井之間的小老百姓而言,《專營法》到底有什么名堂,他們是不在意的。他們在意的,只是今年似乎煤餅的價錢減了一些,而且口袋里的那點小錢,似乎可以買上一包糖了。
倘使再要讓他們在意一些,大概就是坊內突然改了一家校舍,校舍居然請了先生,先生居然還挺有學問的。
而這個校舍,貌似自家的子女,都能進去溜達溜達。
貴族們在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兒子女兒都重新包裝一下,那些個女郎們,原本精于女紅大概就是相當不錯的技能。
但貞觀二十六年,仿佛不去就讀“皇唐女子大學”,便成不了什么“良家女子”,又或是什么“上品良媛”。
長孫皇后的塑像,又多了不少,人們津津樂道著這一切,既覺得這帝國的統治者遙不可及,又覺得仿佛無處不在。
只是不管如何,貞觀二十六年的雄州百姓,似乎覺得賺錢更“容易”了一些,市場更“繁榮”了一些,口袋里的開元通寶,也更“值錢”了一些。
官府說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他們大概是聽不懂的,即便聽懂了,也覺得遙不可及。
唯有說生孩子給補貼少收稅的光景,便覺得貞觀皇帝著實是個好皇帝,再有更多的評價,那改就是這官府好黑啊…居然還收老子的稅,莫不是瞞著皇帝老子,偷偷干得么?
他們原本是不會有這樣想法的,即便有,也大概是不會說的。
然而貞觀二十六年的雄州市井之間,似乎多了不少茶樓酒肆。此間興起的熱鬧,固然還是有胡姬的吹拉彈唱,還是有說書匠們的嬉笑怒罵,但肚子里有幾滴墨水的窮酸措大們,他們念叨報紙內容的時候,說到精妙之處,這些個茶館酒肆中湊熱鬧的,也會拍桌子叫一聲好。
也不知道是皇帝瘋了還是做臣子的瘋了,總之,貞觀二十六年的一場大朝會之后,苦哈哈窮開心的市井之徒們,仿佛嗓門是要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