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揮毫潑墨

　　作為帝國巨頭四大天王之一，房喬的影響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時間內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頂天也就是溫彥博這個層級，說到底，候補天王的意思，就還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點，天下諸道各州刺史、長史，其財政權、人事權的權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喬這樣揮灑自如。

　　房玄齡說要總督府置省內“錢庫司”，那省內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員從長安、洛陽、武漢或借或調，橫豎不超過一個月，就搭起了架子。環彭蠡湖的“調研”忙歸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齡要說做，就沒人說這不行那不行來推諉。

　　誰推諉就查誰，房喬做“黜置大使”的時候，這幫地方土鱉連開元通寶都還沒見過呢。

　　省內總督府新舊空缺放在那里，房喬的底氣也是相當足的。“錢庫司”作為江西省財政廳，對整個江西是“一攬子”統籌，當然了，因為江漢觀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漢。

　　錢怎么來？

　　房玄齡也不含糊，作為尚書左仆射，連“跑部錢進”都不會，他還混個屁？再說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齡這張臉往弘文閣一放，難道就不值個百幾十萬貫？

　　弘文閣“聞弦知雅意”，也沒有廢話，上稟遼東，皇帝行在就傳來消息：江西草創，稅賦自當酌情減免。

　　收到皇帝傳回來的消息，弘文閣一干老秘書就琢磨了：這他媽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邊不都是廢物，幾經揣測，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許房相可以多截留點江西的稅賦？

　　貞觀朝的稅賦變化還是比較大的，分水嶺就是“伊予銅山”正式出口銅錠進入中國，基本上解決了京洛、淮揚、蘇杭的“錢荒”。于是這些地區繳納稅賦，也逐漸從實物稅變成了折算銀錢。

　　當然對李董來說，蘇杭這地界并沒有執行嚴厲，因為暫時不屬于他的基本盤。中原地區，李董是非常強硬地推動“貨幣化”。銀錢在手多方便啊，糧食僅僅是為了維持常平倉，諸道往往在糴糶之間，貼個兩三文錢一斗總是要的。

　　若非要“維穩”，鬼才愿意貼錢進去。

　　就為這個，還要堅決打擊“豪強”，防止“發國難財”的大戶們煽動民變，可以說是相當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區，不僅僅是房玄齡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舊例”，這個舊例，往往都是隋朝時期的故事。

　　這也是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個名字。

　　連戶籍統計，整個武德朝都沒有做過，關中都沒有統計，更不要說全國。當然這跟當時天下新定，山東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關系，但執行力上不得不說，頗有劃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齡要弄點錢在總督府機動，李皇帝是允許的，橫豎這年頭也不可能是房玄齡來起頭造反，再一個，總督府也不涉及到軍事。

　　更何況就這年頭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個月內出一州之地，還特么兩說呢。

　　房玄齡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錢庫司”把錢存起來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說。

　　所以房玄齡在江西的“錢庫司”一個進項，就確定了下來，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還有待商榷。

　　實際上房玄齡在現錢上，并沒有指望稅賦，江西是從整個江南道拆分出來的，沒有整飭河道、沼澤、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窮橫。饒是“豫章郡”這樣的魚米之鄉，一到發大水，那當真是到處都是魚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媽給淹了。

　　按照有司統計來看，河堤、湖堤、江堤總里程少說要五六千里才能保證不出大的水患。就這，還得從武漢借調測繪狗，否則還得走彎路，兩條腿走能走到什么時候去？

　　但實物稅在這時候的江西，還是相當有用的，“民以食為天”，吃是頭等大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要吃飯。

　　豫章師范學院籌辦，要緊的地方也是吃，教員、學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發揚一下精神，號召一下動力，咬咬牙對付個三五月，不成問題。

　　真正的現錢來源，有兩個，一是問江西地方的土豪“借”，這個“借”倒也不是厚顏無恥的搶劫，而是憑借總督府的權威，在“豫章郡”設立新市，這些個市鎮，都是和武漢對接的，一應資源，都可以讓武漢承銷。

　　二是總督府問武漢“借”，這個就是之前修橋鋪路修堤開渠的路數，拿“過路費”充抵工程費用之后。各運河、關卡處的津口、市鎮地皮，直接賣給武漢人。當然江西老表也可以買，只要肯掏錢，誰還管錢是誰的？

　　贛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后世鄱陽湖的，隔湖相望，都昌縣所設船務學堂也不是沒人知道，所以江西總督府“賣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點見識的都琢磨著籌錢做個二道販子。

　　而且因為總督府統籌，什么地方能賣，什么地方不能賣，基本就是房玄齡說了算，別人想要賣給武漢人，武漢也沒誰有那個膽子跑來拆臺。

　　有心找淮揚、蘇杭的，人都不愿意來江西，他們何來把握千里迢迢買地還能攥住了發家致富？

　　兜兜轉還是要找總督府求房玄齡“指點迷津”，連狗都知道，武漢那邊只認房玄齡，其余本地老表，一干不認。

　　因為武漢的鼎力支持，房玄齡在江西鎮壓坐地戶可謂“大殺特殺”“幾無一合對手”，貞觀十九年秋冬交際的光景，總督府的威權算是徹底建立，總督府說要疏浚余水入湖段河道，余干縣全體上下表示全力支持，爭取大干五百天，增加稻田四十萬畝。

　　總督府說要修一條南昌到建昌的弛道，兩地百姓交口稱贊，表示“要想富，先修路”“響應總督號召，發揚勞動熱情”。

　　至于像豐城縣這種總督府還沒有說什么，就主動開始邀請工程隊進駐勘察的地方，一時為“江西楷模，贛水表率”，總督府為此特別表示，豫章師范學院可以多給豐城縣幾個招生名額。

　　跟房玄齡家二公子“交情莫逆”的宣州一把手顏籀顏老漢，在看到房玄齡半年不到就把江西各地刺頭梳理的服服帖帖，也是嘆為觀止，不得不承認，能混成四大天王的猛人，從來沒有浪得虛名的。

　　而房玄齡一手拿著錢袋子，一手拿著官帽子，也不是說就萬事大吉。對于來年的官員考績，總督府針對環彭蠡湖，評定標準就一個：里程。

　　江堤、湖堤、河堤、溝渠、運河…

　　驗收里程達標，官帽子不缺，錢袋子敞開。而這個考績標準，也不是隨便就定下來的，農耕時代的水利設施優劣，直接就決定了糧食產量大部分行情。

　　有沒有都江堰，有沒有鄭國渠，有沒有刊溝，對這些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就是天壤之別。

　　想要從“澤陂遍布”進化成“魚米之鄉”，給工業時代的化肥無上限供應，除了造成水污染，沒有任何意義。

　　但水利工程水利設施的完善，卻能夠讓糧食增產翻一番翻兩番，按照總督府長久以來的勘察，倘若環彭蠡湖“治水”“治山”妥帖，田畝增加的數量，再養活個五六百萬人毫無壓力。

　　在這樣的數據支撐下，房玄齡如何不心動？

　　千幾百年后，人們提到彭蠡湖或者鄱陽湖成為“魚米之鄉”的首功，怕不是早就在彭蠡湖給房玄齡立個石像，讓后世子孫前來祭拜。

　　至于名聲之外，僅僅是二三年之后的收益，一畝地哪怕就算一石，一百萬畝就是一百萬石，而這里，又何止是一百萬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