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熊正恩部開始大發神威,將這一地區的民匪,膠州韓繼本,高密單之賞、張宇,即墨黃宗賢、周六、丘尚佐、王爾璽,平度搭毛、翟五和尚、張廣等部先后一一掃滅。
可是在這年五月,又發生了青州之變。一支原屬大順軍的部隊,在與西撤的大順軍主力失去聯絡后,在旗鼓趙應元和投降了大順政權的原明官員楊王休率領下,輾轉地來到青州。在五月二十九日晨,以入城拜會為名,乘機奪門而入。
接著,趙應元派步卒上城頭擺垛,自己則帶著騎兵直入城中的知府衙門。而由大平朝廷任命的青州知府卻以為趙應元是率部前來歸降,突然看到兵將持刀露刃蜂擁而進,猝不及防之下被斬殺。
而趙應元的收復青州,并不是為了重建大順地方政權。他自己聲稱:只是要扶立明朝一人。于是他就扶衡王坐殿。而此時的衡王卻是已經歸順大平,所以惟恐趙應元擁戴復明將召來殺身之禍。當衡王被擁立之后,他每日只知涕哭,眼腫如桃。標準的扶不起的劉阿斗!
而當熊正恩帶兵趕到時,早已降平的原明青州守備李士元獻計智取,他同青州城內的官紳暗中互通,進入青州城內充當說客。在游說中,李士元對趙應元威脅利誘,勸他轉投大平朝,并答應趙應元:不誅殺一人,并封給趙應元以爵位。
趙應元果然上當,帶了甲士數百名出城同熊正恩等會面,雙方鉆刀歃血對天起誓。當天晚上,趙應元在府城北門的瞻辰樓設筵,大張酒樂。大平軍則按李士元等約定的計劃,伏兵城外。席間炮聲突發,李士元、韓昭宣和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楊王休,趙軍大亂。大平軍擁入城中,格殺衡王全家并招降余黨。青州之變隨即平定。
而吳世恭得知此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下圣旨,怒斥熊正恩等人。并諭令天下大平諸軍:要嚴格執行《大赦令》,竭力維護大平朝廷的信譽。絕不能再搞什么權宜之計。
之后,吳世恭派人訪尋趙應元所遺妾、子各一人,送至京城,授伯爵,賜府邸重金。以此來彌補熊正恩之過錯。
可是熊正恩此舉也是被逼無奈。他的兵力有限,山東地方的造反也是此起彼伏。而此時北面岡薩雷斯、黃定的水師陸戰隊,正準備著渡海的朝鮮攻略。而遲明則率領著新軍一鎮和劉澤清遺留的魯軍,也正對南明擺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攻勢,以此來掩蓋大平軍對清軍的決戰。再加上熊正恩的部隊也是新編之師,所以直到穹源二年。山東地方才最終被全面肅清。
而此時南明弘光朝的對外國策就是——借逆平寇。要借助大平朝的力量,抵擋和消滅農民軍和清軍這兩大死敵。并且寄希望于這三者之間來個三敗俱傷,能鷸蚌相爭,保住南明偏安于江南一偶。
為此,弘光朝甚至愿意與大平朝和談。提出:稱臣、歲幣、抵質、和親等條件,希望大平朝轉移目光,不要把刀鋒首先指向南明。
為此,弘光朝的文臣們甚至都提出了一個理論基礎,他們甚至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就是要借歷史經驗來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造反這樣大規模的農民造反,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還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農民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由此可見,弘光朝君臣是把大順、大西等農民造反軍作為了首敵。為了消滅他們,弘光君臣甚至都愿意與滿清合作,不要說本為明將的吳世恭了。
應該說。這套理論在弘光君臣中是相當統一的。就是“主戰派”領袖——史可法,他也只是在個人操守上相當高潔,但在基本政策上,卻與其他的文臣并沒有多大分歧,都是“借逆平寇”方針的贊同決策者。
甚至連左都御史劉宗周等天下文人領袖。也同樣贊同此一國策。他們甚至還認為吳三桂的降清只是權宜之計,要派人北上與吳三桂取得聯絡,以此來取得尺素勸歸的奇效。
更讓人笑掉大牙的是,竟然還有些官員認為:可以用“明室恩義”來感化吳世恭,讓吳世恭自愿稱臣。這種奇思妙想也就不多加評論了。不過這一話題卻在金陵風月界炒得挺紅火,不止一位大家,愿意“以身飼虎”,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來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甚至有好事者組織了一場“選秀”,為諸位大家以壯聲勢。
當然,是這些大家傻,還是炒作者傻,還是眾人皆傻,或者說都不傻,這也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反正這一話題,給當時的金陵城帶來了無限的歡樂。是該說:“商女不知亡國恨”嗎?
不過,還是有著一些中下層官員有著清醒頭腦的。他們認為:當年的南宋,因為有了岳飛、韓世忠等武官顯示出了“肌肉”,才能讓南宋與金國簽定和約。而現在的大平朝正與大順、大西、清軍和南明四面開戰,趁此良機,應該積極地進行北伐。如能收復失地,那最好,就算是不能,也能與大平朝簽定較為有利的和約,使其顧忌,不敢冒然南侵。
可是這些官員的見識雖好,但他們的官位實在是太低,根本影響不到弘光朝廷的朝政。再加上朱由崧登上帝位的原因是依靠聯絡各鎮武將,而各鎮武將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所以這些建議也就很快被忽略掉了。
而在此時,史可法等弘光朝廷重臣都是裹足不前,一味死守江南,其實他們的內心是相當怯弱。而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劉良佐等人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將,而大順軍又被清軍和大平軍先后擊敗,各軍的強弱也就一眼可知了。
因此,史可法等人就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釁”大平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后,卑詞遜禮結好于大平朝,維持偏安局面。就是到了此時,弘光君臣還是抱著和談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大平朝的歡心。
而這種軟弱性,就使得大平朝輕而易舉地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而在這一地區中,許多還親前明的官紳,卻因為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而被迫歸附大平。隨著大平朝顯示出了強大的軍威,再加上一些“良政”相繼施行,最終,這些官紳也都轉變為大平朝的忠臣良民了。
也不是沒有官紳還對南明抱有希望,有些人甚至拖家帶口南遷。可是留在原地的那些官紳,盼不到“王師北定中原”,他們也終于拋棄了幻想。而弘光君臣的短視,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個把南明延續下去的機會了。
其實在此時,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除了部隊的戰斗力,其他的一些,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對大平朝、大順政權或者滿清,都占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應該說,如果勵精圖治,弘光朝廷還是能有一番作為的。
可是南明的這些軍隊,都已經蛻化成了將領維護和擴張私利的工具。他們怯于公戰,勇于私斗;遇敵望風而逃,視民如俎上之肉。
正因為兵不可用,所以弘光朝廷兵將雖多,卻麕集于江淮地區追歡逐樂,毫無進取之意。而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和他節制的各鎮武將為了掩蓋內心的怯弱,就只能在糧餉問題上大做文章。
當時,弘光朝廷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銀四十萬兩,由于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也可以說是一鎮歲餉六十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
這軍餉發放確實已經是夠大方了。可是為了籠絡各鎮武官,在短短四個月內,在各鎮武將的一片哭窮威脅之下,弘光朝廷竟然發放了相當于一年半的銀餉,應當說十分豐裕了。更何況在立鎮之初,弘光朝廷還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糧、商稅等收入也撥給各鎮。真是財源滾滾來啊!江南也真夠富裕的。
而總督各鎮武將的史可法,他雖然為官廉潔,也很勤勉,對于各鎮的兵額和應發、已領餉數也是相當清楚,更是對各鎮武將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是心中有數。可是在他的奏疏中,竟然也同各鎮唱一個調子,危言聳聽,以此來騙要糧餉。
這里可以看出來史可法的無奈。因為他在明末官場中久經磨煉,對當時文恬武嬉的積弊司空見慣,也積累了一套應付朝野輿論的伎倆。
雖然史可法本人在調處各鎮、保境安民上確實頗費心機,過分責備固然不當,但他確實畏平若虎,奉各鎮為驕子,使這些軍閥頓兵江北,一味魚肉人民。
因此可以這么說,史可法出任督師之后,耗費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糧餉,可對于軍情還是一籌莫展,說他姑息養奸,喂虎貽患,并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