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企業改制方案里充滿著悲憫的情懷,心里面有國家,更有人民!”首長的這個評價,是真正讀懂了趙無極的改革方案的。
作為重生者,對于國企改制這一塊,趙無極最怕的是重蹈平行時空覆轍,一是數萬億國有資產被賤賣,二是數千萬下崗職工陷入生活的絕境。
或許,站在歷史的高度看,趙無極的改制方案,除了這兩條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外,其他的內容,譬如操作層面的一些東西,與平行時空的改革也大同小異。
有些觀念,趙無極此時還沒有提出,譬如“國退民進”,因為一個縣域的企業改制,與這種帶有整體性和全局性的理念,還有一定的“距離”。
有了中央的“尚方寶劍”,盧江縣委和趙無極的動作都快了起來。
5月24日,星期天,盧江縣委召開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全體縣委常委、非常委的副縣長以及縣委辦主任陳立德、政府辦主任宋克非、縣人大主任尤軼農、縣政協主席關儒林等人。
會上,胡永生傳達了中央關于設立盧江縣為“縣域經濟發展試縣”的通知,同時向會議報告了趙無極撰寫的《盧江縣企業改制暨工業發展方案(草案)》。
胡永生首先強調,這個方案,中央已經批準(向會議出示了中央首長批示的復印件),因此,常委們就不要議論要不要實施這個方案了,而是要將思維的重放在如何實施這個方案,全縣干部必須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行動指揮。
但是,“興高采烈”的胡永生沒有想到,當他把“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行動指揮”兩句話講出來后,立即就遭到了與會者的“質疑”。
他們“質疑”的,不是“縣域經濟發展試縣”本身,也不是“企業改制方案”本身,而是為什么中央會專門對盧江作出這樣的決定。
雖然,他們這種“質疑”的語氣是委婉的,語調是溫柔的,但在胡永生聽來,卻有如“晴天霹靂”!因為他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與縣人大、政協以及委常委們通氣,然后再上報中央。
而趙無極在聽到“質疑”聲后,也猛然想起所謂“組織程序”的問題,胡永生此舉,顯然是不太講規矩了。
經過艱難的掙扎和考慮,胡永生只得承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說,趙無極同志在寫出企業改制方案后,他的本意是拿到省里以私人身份請求省里專家和省委領導提意見的,誰知省委領導看到方案后。很高興地就拉著他到了京都,直接去請示中央,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看了改制方案后,也非常贊同。于是便有了這樣的結果。
胡永生這樣一解釋,眾人的氣也就差不多消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那么,中央此舉有沒有違反組織程序呢?當然沒有!一國之最高政權。有權對領土內的任務事項作出直接指示或命令,其責任則由最高政權承擔。
如果最高權力機關有一個命令,必須層層傳達。才算符合什么,那么這個國家就永遠談不上“快速反應”。
胡永生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但趙無極卻知道,這些人的“質疑”并不是針對胡永生去的,而是針對趙無極來的。
不過,趙無極也沒表示什么。該他說的話他才說,不該他說的話他又何必說。是騾子是馬,先溜溜再說。這些人的“質疑”,有可能看不慣趙無極火箭式的上升,有可能看不慣要“挖社會主義墻角”,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業的影響。
趙無極對那32家企業的《建議書》,同樣保持著“質疑”,他覺得,內在的原因不會那么簡單。
在“中央”二字的壓迫之下,常委(擴大)會議做出了兩個“決定”和成立了兩個“機構”。兩個決定是:《盧江縣委關于貫徹落實中央“縣域經濟發展試縣”精神努力發展盧江經濟的決定》和《盧江縣委關于加快推進企業改革的決定》。
兩個機構,一是“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二是“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
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尤軼農、關儒林、李江林、劉昌平、袁永慶、趙歷法、陳文敏、吳宗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陳立德。
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鄭丹強、許蜀康、張圣元、李江林、李蘋、劉昌平、孟恩遠、袁永慶。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袁永慶(兼)。
兩個決定,爭議不大,但兩個“機構”卻引發了爭論甚至爭吵。
這兩個機構的人員組成名單,之所以引發“爭吵”,在于趙無極最初拿出的名單,并不是這樣子的。在趙無極看來,“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縣委掛帥沒問題,但成員應以縣政府方面的領導為主,再加上縣計委、縣工業局、縣輕工局、二輕局、縣財政局等相關職能局即可;而“企業改革領導小組”,因為涉及到的問題更深一些,趙無極擬就的名單里包括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縣計委、縣警察局、縣工業局等相關職能局。
但是,“職能局”領導進入領導小組,當即遭到了否定,理由只有一個:級別不夠。補充意見是,這些職能局可以進入辦公室組成人員名單。另外,在企業改革名單中,人大尤軼龍、政協關儒林兩人,卻表示不愿意擔任相關職務。他們的理由是:改革是個新事物,他們并不是很懂。
最后就變成了上面,而且人員幾乎“膨脹”了近一倍的名單。趙無極也只得同意,他知道,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華夏的體制以及辦事習慣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扭轉的。
在兩個機構中,胡永生和安福林兩人,雖然是“組長”和“副組長”,但實際上是不管事的,真正負責的是趙無極。但加進來這么多人,趙無極在有一個想法后,必須先在“領導小組”內部做通工作,然后才能形成方案。
做人的思想工作,趙無極并不怕。但這樣的體制放在其他地方,誰有趙無極那逆天的能力,以及直通中央的背景?
或許,從這小小的“人員名單”上,也就可以理解了,為什么華夏改革幾十年,人們真正記得住的卻只有“包產到戶”、“下崗工人”等少數幾個詞匯,前者是農民的首創,后者是一個時代的傷痛。
常委(擴大)會議是是“政治會議”和“組織會議”,這個會議后,就是正股級以上黨員干部參加的“全縣干部大會”,這個大會,就叫“動員大會”。
根據趙無極的想法,在“動員大會”之前,應該召開一個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征求會”,但遭到了胡永生的否定;在“動員大會”之后,還應該有幾個專門性的工作會議,即按照趙無極最初給胡永生說的那些,譬如調查研究,譬如建言獻策等,在調查研究里還有“清產核資”項目,那需要用到相當多的財會人員和監察人員,抽調哪些人員,也確實需要研究,并要與主管部門領導通氣。
動員大會的召開,代表東風吹,戰鼓擂,事情就可開干了!于是,趙無極便以“常務副組長”的身份提議,召開一個“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以便確定抽調各單位人員。但是,除胡永生、安福林表示同意外,鄭丹強、許蜀康、張圣元、劉昌平、孟恩遠等人都表示,“趙書記,些許小事,你以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個文就是,沒必要再開一個會議了吧?”
趙無極想了想也對,便炮制了一個文件,抽調包括財政局、工商局、稅務局、工業局、輕工局,以及部分企業的財會人員以及縣紀委的工作人員,擬組成至少5個調查組,深入各企業清產核資。
紀委的工作人員非常積極,接到電話后,立即趕到了縣委會議室報到,等待分組;其他部門的人員也來得不慢,在接到電話之后的半個小時內也趕到了會議室。
由于趙無極對各單位的業務骨干人員并不清楚,因此來的這些人,趙無極覺得他們老的老,小的小,還有兩位同志明顯身體有病,但他并沒有深思,還以為各單位的人員構成本來就是這樣的。
根據趙無極的計劃,這些人到了會議室后,要填一張昨時借調到“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表格,這個表格,自然是趙無極設計的,需要填寫的項目并不多,但大多集中在學歷、所學專業、原單位所從事工作以及年限等。
當辦公室工作人員,即趙無極自己的通訊員文達把各單位派來人員填寫完的表格,匯總到一張表格上交給趙無極時,趙無極連續發出了幾聲冷笑:尼媒,這就是國內的“非暴力不合作”?(。請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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