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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陳三事續

  杜睿并沒急著對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書所言三事,條條加以批駁,府兵制度的隱患,太宗已經有所感觸,畢竟當初大唐定鼎天下的過程當中,太宗曾作為天策上將軍,征討四方,對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強的太多。

  緊接著,杜睿又說起了他所陳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頒布實行“均田制”的詔令,先立戶籍確定人數,之后按照人數授于田地,將全國田畝分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歲以上給四十畝,女二十畝,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滿66歲或身死后須將田歸還官府。露田只能種植谷物和桑麻,不許栽種樹木,并不許買賣。受田的農民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租粟、調帛或麻,還必須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業田,男一人二十畝,作為自己的財產,不用還給官府,也可以買賣。

  這一制度經歷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續到了大唐年間,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均田制度還是好的,有可取之處,在經歷了戰亂之后,中原大地,地廣人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無地農民獲得了無主的荒地,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可能,生產積極性提高,同時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從而積極推動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觸動那些豪門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國家征收賦稅和徭役,另一方面也從根本上鞏固了朝廷的統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樣,均田制度如果一直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也容易走向一個極端,最終,變得腐朽,進而破壞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雖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來授受的土地只是無主土地和荒地,數量有限。因而均田農民受田,開始就普遍達不到應受額。口分田雖然規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實際上能還官的很少。

  隨著人口的增多和貴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據為己有,能夠還授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均田令雖然限制土地買賣、占田過限,但均田農民土地不足,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沉重,稍遇天災人禍,就被迫出賣土地,破產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況在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發生的。正因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實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壞。經過北魏末年的戰亂,無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繼起的東西魏、北齊、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壞。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直到李唐定鼎關中時,人口大減,土地荒蕪,新建立起來的唐王朝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重新推行均田令,為的就是鼓勵農民拓荒,刺激經濟發展,而且成效顯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漸被破壞。隨著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國有土地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轉化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土地還授實際上已不能實行。德宗建中元年,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后,均田制終于瓦解。

  簡單說來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卻在不斷的增長,再加上唐朝的賦稅制度刻板教條,其基點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與土地發生了變化,那么所謂的賦稅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礎。

  甚至在唐玄宗開元以后,天下的戶籍一直沒有更新,“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官方并無確切的數據。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戶又以“宦、學、釋、老”可以免除賦稅。窮困者要么舉遷以避稅,要么依附于豪門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稅。結果是“課免于上,而賦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國家奢侈無度,兵役多有,官吏縱然苛刻征稅,也免不了“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的結局。

  為了擴大財政來源,李唐王朝也曾想過各種方法。肅宗、代宗與德宗間,宰相劉宴“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其中,鹽、鐵、茶、酒專賣,曾為朝廷帶來豐厚的歲入。

  趙贊則試行過“稅間架,算除陌”。前者為房產稅:房屋以二架為一間,上間上繳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

  后者為交易稅:公私貿易,千錢者上稅20,超過者依50。物物交換者,參照物之價值上稅。不過,趙贊之稅因為“民益愁怨”而作罷。

  真正的稅制改革,則有賴于德宗時的宰相楊炎,他提出了“兩稅法”方案。

  具體措施有:第一,確立“量出制入”的征稅原則,也就是說,按照財政開銷的多少確立賦稅的總量,然后再分派稅收定額。按照今天的標準,此舉措意義非凡,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財政“量入為出”的傳統,不再遵循“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財政開支慣例,而具備了現代財政預算的雛形。

  第二,“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也就是說,不分戶頭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統一征稅,以打擊依附于豪門偷逃賦稅的避稅行為,擴大稅收基數。

  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也就是改變人頭稅的做法,將稅收的征收對象由“人口”轉為“資產”。以后世的稅收觀念來看,此舉措頗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按照稅收發展史,現代稅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個標志就是“從人頭稅到財產稅”的發展。

  第四,“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商人雖然沒有土地,但是同樣要繳納賦稅徭役。第五,稅收每年分夏秋兩次上繳,“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但楊炎的兩稅法遭到陸贄等人的嚴厲批評,陸贄以為,“財之所生,必因人力”,而“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結果導致了“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鑒于唐后期衰敗的現實,德宗皇帝采納了兩稅法,一直到唐代滅亡。楊炎大膽的改革雖然不無創新之處,但畢竟與傳統的財稅傳統相沖突,結果是他也不得善終。

  值得肯定的是,楊炎以“財產”替代“土地與人頭”的稅收思路,預示著封建稅收向資本稅收的發展方向,明清“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都得益于楊炎的兩稅法。

  杜睿在麟德殿內暢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兩父子聽得也是目瞪口呆,他們雖說是這個天下最為尊貴的兩個人,在某些領域也頗有建樹,但總歸眼界不寬,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現在被杜睿一說,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李家這個繁花似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著這么多的隱患。

  或許一兩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長此以往下去,最終動搖的都將是這個國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賢婿!似你所言,可有解決之道!”

  剛才杜睿只是將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賦稅制度批駁了一番,但是卻沒有說出解決的辦法,看著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陣矛盾。

  要想解決,當然有辦法,但是說出來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動之后,讓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夠的支持。

  歷朝歷代的變法先驅,哪個能有好下場,商鞅變法強秦,最終卻落了個五馬分尸的下場,李俚變法強魏,卻萬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進遭貶,雖稱得上青史留名,但卻飽受流離之苦。

  杜睿也是個普通人,雖然有著重生者的先天優勢,但畢竟還沒有偉大到為了天下,不顧自身的地步,當初剛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兒子的時候,他甚至還興起過做一輩子紈绔子弟的念頭。

  但是明哲保身,知難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歷朝歷代,倡導變法的先驅相比,杜睿所處的環境明顯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強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宋真宗的軟弱,以及劉娥的跋扈專權,最終他的改革還沒開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雖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無奈后黨勢力龐大,豪門大族集體抵.制,最終才被司馬光掀翻,導致變法失敗。

  可杜睿遇到的確實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華夏歷史上最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時間還不算長久,朝野上的勢力,也并非豪門大族一家獨大,那些跟隨著太宗披寒露,斬荊棘的功勛派在朝中的勢力也不可小視,若是能再得到他們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處,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這些隱患,微臣主張變法,當施以雷霆手段,震懾宵小,變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聞言,心中微微一驚,其實他剛才聽著杜睿高談闊論之時,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當初看杜睿那部《資治通鑒》之時,他就感覺到杜睿對商鞅十分推崇,沒想到杜睿這小子不單單是崇拜,還打算效仿。

  只是變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輕言許諾,一國之法關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則國亂歲兇,更何況杜睿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難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處理不好的話,剛剛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亂起來了。

  可世間萬物都是一個道理,變則通,不變則亡,剛才聽了杜睿的話,太宗也想明白了,這大唐的江山,雖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鐵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為人知的地方,卻存在著足以致命的隱患,這些隱患要是交給后世兒孫,誰知道會鬧出什么大亂子來,太宗已經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聲,自打杜睿進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連忙跑來進來:“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傳旨,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靖前來覲見!”

  王德領旨下去了,杜睿看著,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經下定了決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這才招了這幾位老成練達的肱股重臣前來商議。

  王德去了,麟德殿內的對奏并沒有結束,接著太宗又問到了杜睿所陳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舉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舉制度,起源于前朝大業元年,魏晉以來,對人才的考量擇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舉制,稱得上是察舉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后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他令各州推舉人才,參加考試,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至此中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貞觀年間,科舉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來的歷朝歷代也只能不斷的摸索,變形,最終導致了畸形,在明清兩朝,甚至演變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為朝廷輸送人才的目的,甚至還有可能對社會造成非常消極的影響。

  第一、由于統治者隨意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明太祖將源于元朝的八股文體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這種文體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組成,后四個段落中均有兩股對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題須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導寫文章。清朝將圣人擴大到孔門弟子及朱熹等理學家在內的圣賢,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語氣為樣式。乾隆以后,試帖詩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項目。試帖詩與八股文一樣,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聯十六句,不過八股變為六股。首聯如破題,次聯如承題,三聯如起講,四五聯如中股,六七聯如后股,八聯如束股。而且必須發揚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發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來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寫,便于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否則,各人有各人的寫作風格,必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像孔乙己那樣的科舉犧牲者。

  第二、科舉制度也產生了家庭悲劇。由于科舉制度及第者享有豐富的優待的榮譽,而且科舉也是普通人出頭的重要途徑,因此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后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這雖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事人的思想價值觀,和責任感,但是科舉畢竟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借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收受賄賂,富可敵國。而且就多次利用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于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杜睿并沒有將這些弊端說的太過詳細,只是簡單概括了一下,可就是這思想僵化,爭名逐利,官場腐敗,三句話,就將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實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對科舉制度做過一些改革,將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太宗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為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不可謂不詳細,但是即便如此,還是被杜睿批駁的一無是處。

  太宗聽著又是驚訝,又是氣惱,可是卻無法反駁,他知道杜睿所說的這些,在以后都將成為現實,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樣,都將成為大唐江山的隱患。

  太宗正想問問解決之道,長孫無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陣之后,說:“今日召眾卿前來,乃是有要事,眾卿且先看看這個!”

  說著便讓李承乾將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遞了下去,一場關系著大唐江山命運的內廷密議,便在這麟德殿內悄然召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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