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掉西夏行宮,不提損失,僅是象征意義,就能算是一場超級大捷。
但未必能討得了好。
看看史上王韶與章楶下場就知道了。
宋朝教育事業發達,有文化的人太多太多,知識博淵不一定是好事,許多人能有足夠的學問顛倒黑白是非。
比如鄭朗的三次改革,是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想要改革,怎能方方面面都能俱到呢?有的官吏執行不力,不能很好地將改革種種政策貫徹下去。有的沒有反應上來,便產生一些不好的事。還有的反應上來,鄭朗終是在中書遙控,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批閱正確。
都成了反對者的理由。
其次是一些沒有想明白,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反對。
更有的就是顛倒黑白。
王韶與種諤的大捷,雖得到朝廷允許,大臣們也沒有全部支持贊成,說是朝廷生事,又說恐西方不寧,又直指種諤本人,說是種諤好大喜功,蠱惑兩府宰執與皇上。
鄭朗不得不將重臣糾集到都堂,都堂后方懸掛一張超級大的地圖,自幽州開始,一直到秦州,上面標注著宋遼夏三國所有城防,以及邊境大一點的山川河流,還有就是這幾年來宋夏兩國邊事的行軍路線與時間。
鄭朗說道:“我向來不喜爭吵,但近來中書接到許多奏折,對錯不提,許多人用心也是好的,不過且聽我說幾句話。第一個就是大家爭執王韶與種諤主動出兵,火燒天都行宮的對錯。有人認為會起更大的邊事,但為什么西夏先侵犯慶州,后犯綏州?又有人說乃是我朝得到西夏的綏州。然在得到綏州之前,為什么入侵劉溝堡。又有人說乃是韓琦筑甘谷城、通渭堡。但在筑堡之前。為什么西夏還是屢屢向我朝用兵?誰能告訴我。”
說話不能斷章取義。進諫也是如此,不能載取某一時間段,而要從前后起因說起。
“我相信大家其實心中皆有一個答案,那就是我朝茍和。使西夏將我朝當成了更軟弱者立威。就算以和為貴,就算陜西百姓乃是芻狗,不過面對一個弱小的西夏,我朝都軟弱如此。越侵犯越要以錢帛以買安其心。各位莫要忘記了,還有一個更強大的敵人,”鄭朗一指契丹。很簡單的道理,西夏能用出兵的方式勒索,為什么契丹不能用這個方式,再勒索宋朝增加歲貢!
一旦契丹與西夏共同出手,天塌了!
這是不可能的,遼圣宗不及蕭燕燕,遼興宗不及遼圣宗,耶律洪基已經息菜了。就算有幾個頭腦靈活的大臣進諫,契丹朝堂如今烏煙瘴氣。頂多用上十萬緡錢,將一些弄臣收買,由他們做代詞人,契丹便不會有任何作為。
然而沒有金手指,那一個宋臣知道?
對西夏的態度僅是想茍和,對契丹的態度那是畏懼到骨子里。
一句,給大家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慫啊!鄭朗看著諸位大臣的反應,心中悲鳴。又道:“故我當時提議,有幾條用意,不會因此而嚇退梁氏,這是一個瘋狂不可理喻的人,但能安撫民心。”
許多人聽后,心里也在說話,民間輿論如此,還不是你弄出來的。
“我朝軟弱了,梁氏瘋狂的進攻,我朝不作不為,最終西夏所有諸族都會對我朝產生輕視的心,便能讓西夏最終上下一心,這會很可怕的。適度地反擊,梁氏不會害怕,可諸族心中就會產生猶豫。西夏最強的兵士出自橫山,橫山自北而南,皆在我軍報復范圍之中。他們心中猶豫不決,縱然梁氏瘋狂,上下不齊心,危害必不會很大。適度的反擊,能使陜西將士士氣稍稍振作,能使契丹看到我朝軍隊戰斗力的強大。一舉四得,如今懷德軍大捷,前線將士浴血奮戰,非但無功,反而有過,諸位,不怕寒了這些將士的心?一旦這些將士心一起寒了,畏敵不戰,邊防還能安全嗎?狄青去世,一個個嘆息。為什么在他生前對他不好一點。父母去世,一個個悼念,為什么不能在父母在世時,對他們孝順一點?這樣的低級錯誤,為何諸位身為天下重臣,大宋精英,一犯再犯!”
孫昌齡道:“鄭公,非是如此,臣工們多有異議,乃是害怕武將自此以后生事矣。”
鄭朗摸了一下胡須,分卸宰相權利,自己做事更困難,建全臺諫,導致反對自己聲音增加,自己算不算作繭自縛?答道:“這個等下回答。我再說此戰第二個意義。有許多人用國家財政困難來反對西方用兵,似乎是有道理。故自去年起,大肆裁兵,但就是這樣,仍然保留了六十萬禁兵,廂兵三十萬,河北河東陜西與南方各州縣的鄉兵達到近十八萬兵馬,還有七萬蕃兵,一共是一百一十五萬。還不計各類義勇、弓箭手、壯丁、保丁,若計,數量會達到兩百多萬。為何?養兵費用最高的二是河東,一是陜西,又為何于陜西留防三十多萬各種正規兵士?答案只有一個,保衛國家,防御外敵侵犯。未必會用他們來開疆拓土,可少了他們,馬上邊境上就會烽火連天。兵是如此,將也是如此。霍去病能率八百兵士縱橫千里,趙括能不能做到?慶歷戰爭,最大的成就造就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士大夫,韓琦、范仲淹、龐籍、王堯臣等等,也造就了一大批名將,狄青、張亢、種世衡、王信。然而這些名將多去世了,士大夫僅剩下我與韓琦二人。不過此次綏州與懷德軍兩戰,我看到了蔡挺、王韶、章楶三名文武兼備的士大夫,也看到種諤、種古、燕達、劉甫、竇舜卿、楊燧、劉昌祚、姚兕、姚麟、苗授、王光祖等將領的風采。國家不缺士大夫,缺的乃是那些頂尖的士大夫,國家不缺將領,缺的乃是那種名將。但不經戰事,我們又無法識別何人能為將,就象當初朝廷任用葛懷敏一樣。皆以為是名將。若不是我僥幸去了涇原路。可能會貽誤國家大事。當然,看到一些將才,未必讓他們生事,但我們能清楚知道兵事來臨之時。用何人為武將指揮。”
無可非議的。就象當年狄青在延州,朝中大臣不知不覺,相反的,處處掣肘。然而狄青前面一死,后面許多士大夫對延州局勢倉皇無主。
如今武臣有幾千員,武將更多,從團指揮到指揮使,再到都頭,多不計入官員行列,但數量龐大,多達三四萬人。如何知道這三四萬中層將領有軍事天賦?
誰也不清楚。
即便不打仗,能看到那一個將領有軍事才能,其意義都是非同小可的。
算是一個說法。
鄭朗又說道:“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勿得應之,其實是畏用兵也。雖僅保障戍,實則落入下風。故漢高祖得天下,還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嘆。其間輕重,請諸位三思。”
這才是講道理。
又道:“至于西夏會不會生起更大的兵事,我也不想隱瞞,梁氏以為我朝乃是更弱小者,故每每用入侵我朝以當成立威工具。此次大敗,必犯涇原,我已經與西府諸相做了協商,非是舉國戰爭,涇原路惹起的事,還是讓涇原路自己解決。請大家放心吧。”
戰爭未必平息,有什么想法,請過一段時間再說。
這就是鄭朗執掌三司的好處,利用職權之便,給了涇原路充分的支持,隨后又調去了一些將領,僅鄭朗記得的名將就有幾十名之眾,鄭朗利用在西府的時機,一一將他們找出來。
王君萬與其子王贍,此時在秦鳳路。甘谷城表現出色的張守約。韓琦引薦的名將王文郁。祖輩靈州人氏名將周美的孫子周永清。劉懷忠之子劉紹能。韓絳曾推薦的武將李浩。在南方時就得到鄭朗重用的和斌。小將如今僅是一名小小的都頭,秦州劉仲武。德順軍隴干曲家的子弟,被秦鳳鈐轄劉溫潤賞識提撥的曲珍。青州拳王,貝州之時就有戰功的老將劉闃。后來聞名天下的鐵血大將郭成。才是一個小卒子讓鄭朗暗中提撥為指揮使的開封賈巖。還有另一個開封子張蘊。亳州小將張整。
等等。
這份名單上,讓鄭朗注意的大約有五十幾名將領。其中三分之一,鄭朗不好判斷,只能暗中進行一些注視,看其未來的成長。還有近三十人,這些將領軍事才能都是可以基本斷定的。
每一個人皆不亞于,甚至超過了楊文廣。
王韶擔心梁氏會報復,鄭朗也擔心,于是調撥一萬名兵士進入涇原路,對其提供支援。也只有一萬人,不敢多,多了國家沒有太多錢帛可以浪費。
順便著將王文郁、劉紹能、李浩、劉仲武、曲珍、郭成、賈巖、張蘊調到懷德軍,沒有刻意提醒王韶,這就要看王韶有沒有眼光將這些人找出來利用。即便王韶未發現,經過實戰,也利于這些將領成長。
接著又讓周永清為涇原路鈐轄,訓練士卒。
僅是名將級別的將領,涇原路就幾乎達到二十人,大半集中在懷德軍前線。
再者,又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大量武器物資。
唯獨的就是沒有干涉懷德軍怎么去做。
一萬人的軍事調動,規模不算是太大,并且確實在打仗了,增援一萬人,很正常。至于武器物資,早在幾月前就在一直暗中調動了。涇原路在不露山不露水的增加了雄厚實力。
司馬光略有些擔憂,問:“若是梁氏舉國來犯,以涇原路一路兵馬,恐怕難非其敵。”
“君實,這一戰,懷德軍幾名大臣與將領可圈可點,并不亞于在綏州的郭逵,西夏攻打綏州,也幾乎是舉國來犯,可曾得功乎?必須將它控制在一路之內。雖難,也謂必然。月初陛下下詔,復減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年關將近,后宮妃子公主們,以及士大夫的恩賞卻逐一裁減,何故也?國用不足。欠負太多。雖是逼不得己的反擊。但必須將規模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此詔與鄭朗無關。
是趙頊的想法。但許多人也將仇恨記在鄭朗頭上。
后宮妃嬪以及公主們,還有趙念奴拿出一些錢帛做補貼,但那么多士大夫,趙念奴不吃飯。作坊的錢也不夠分配。
這也是士大夫反對的原因之一。
兩場戰役,花費多少,現在不得而知,最少不會低于一千萬緡錢。有這一千萬緡錢。分攤到士大夫身上,那將會過一個快樂的元旦。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在座的未必就服氣了,可還能說什么?
只有更多的人懷疑,一旦梁氏舉國來犯,懷德軍那幾個臣子與將領是否真的能對付過去。
鄭朗沒有管他們想法,命人將大地圖撤走,又說道:“邊事歸邊事,年關將近,我在里有一個想法。與大家協商協商。朝廷在各地都有欠負,夔峽四路除成都府路外。其余三路都很窮困,然多是羈縻之地。本來以前我想去主持開發的,因為種種,未能去成。這三路雖窮困,欠負不多。至于其他諸路,最緊張的便是陜西路與河東路。陜西路本來開發成熟,因為困于兵革,停滯不前,程師孟前去主持水利,實際也是休生養民。暫時不用急。然后便是河東路,河東路也困于兵革,本身多是山區地形,乃是我朝貧困地區之一。今年財政會有些積余。”
趙頊這時也長舒了一口氣。
財政報表未出來,因為鄭朗就在三司,知道一些情況,即便兩場戰事花費了一些錢帛,今年財政還是很樂觀的。黑暗了近三年時光,今年終于出現一抹光亮。
一路走來,多么地不容易。
“諸位,我有一個想法,先行將河東路欠負償還。我曾估算一下,大約積余與河東路欠負相差不是很大。先行讓河東路進一步的恢復。此外,我還有一個想法,諸位,可記得太原與涼州在唐朝時兩大特產?”
這一問,大家真不易想起來。
呂惠卿道:“鄭公,可指氈毯與葡萄酒業?”
鄭朗心中無語,所謂的奸臣,多也是有本事的人,大約多指呂惠卿這樣的人物。
他額首,道:“就是它們。不過唐末烽火連天,兩地兩個特產皆已破壞。涼州還有皮革業,不過技術反而落后了。至于葡萄,早看不到有多少人種植。并州更是如此,畜牧業多化為農業,原先葡萄酒業破壞,后來我朝改為榷酒制度,酒曲乃是朝廷所出,私人不得擁有酒曲,酒曲技術雖進步,多是指糧食酒類,果子酒卻越來越少。葡萄酒更是每況愈下。坊市里有葡萄酒,好一點的皆是從西域與大食那邊進口過來的,雖味感佳,價格很是昂貴。故我有一個想法,請大家參考參考。”
這個參考參考是假的,一般鄭朗很少說,說出來必落實,頂多做一些謙讓。
但做做樣子,讓大家感到尊重,最少在反對自己時候,留一份情面。
“歷年來的欠負,即便是河東路,數量也十分龐大。如今朝廷將這些欠負一一償還,是幾千萬緡之巨。這么多錢帛加上少許的利息,歸還到河東路,若引導不當,會帶來許多想像不到的后果。例如兼并再度開始,例如胡作非為,例如大肆浪費,若此,誠為可惜也。”
這個很有可能的。
若那樣,非是造福百姓,而是害民。
“故朝廷可以做一些誘導,使這些錢帛向正當的方向流動。也沒有其他的好辦法,我就想到了這個葡萄酒,唐朝時河東,特別是并州葡萄酒十分有名氣的。我幾月前派人前去西域,出高價聘請一些西域的釀酒大師,或者葡萄種植莊戶,來我朝指導百姓釀酒,種植葡萄。再以并州為中心,將八州二十幾縣酒務全部實行實封投狀制。不過考慮到葡萄成長的過程,以及對技術重新的摸索過程,以十年為限。其一,能使這部分退還的錢帛正確疏導。”
幾乎所有人都苦笑起來。
榷酒收入最多的兩浙與陜西,其次河北路,河東路也不少,雖人口不多,一年收入卻達到八十萬貫左右,幾乎與整個京西路相當。兩浙酒業發達乃是經濟條件好。陜西河北河東酒業發達。乃是駐兵多。若考慮到徹底地開放酒曲。以及葡萄酒的利潤,十年的拍賣,朝廷償還欠負后,能收回來一半。這算不算斂財?
鄭朗看出諸人的心意。道:“我知道你們想什么,想錯了。葡萄酒從西域過來,不貴也貴,若河東路能使其酒質量與西域的相仿佛。價格又便宜了八成九成以上,也會象唐朝一樣,風靡天下。暫時的投入,未來收益會很可觀。自改革以來,朝堂分為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不能使他們利益受損。一派認為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豪強貪得無厭,已經違害了百姓與國家。兩種想法,兩種態度。前者認為我做得太激進,后者認為我做得不徹底。若不是小心翼翼。我想我此時,兩面難為人了。”
“天下肯定是天下人的天下,這個天下人包括國家,豪強與平民。于是我拼命的兼顧。那有那么容易呢?執行過程中必然傷害了一部分人利益。但有一點,平民太苦,最少能讓他們有一個生活的底限。因此傷害的豪強利益最多。不過我也在想方設法做補償,包括這個眼下這個酒務大肆轉讓,正是謙讓的一種。”
還不明白嗎?
能參與到酒務拍賣行列,平民成么?
“最后就是河東百姓的生活,河東地形不好,百姓生活太苦,一旦葡萄酒業盛行起來,種葡萄的人也會多起來,就會給更多的百姓一條活路。這就是我的想法,請大家想一想,可有通過的可能?”
還有一條未說。
一旦成功,會出現許多民間酒作坊,這些就是工業,也能帶動商業發展。司馬光認為不可能開源,天下經濟乃是總和不變的,開了這個源,必傷害另一個源,乃是一個零和游戲。
這個說法不對。
比如酒,這個地區產量高一點,未必能使另外一個地方產量下降,百姓多喝一點,就出在里面。
“這倒是良策,”曾公亮道。
有前例,福建路論地形比河東更惡劣,但養活了一百多萬戶百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肆種植荔枝等果樹與茶樹,副業發達,彌補了農業先天條件的不足。
茶葉徹底的通法,斷絕了許多人的想法。
又來了一個礬通商法,使得反對的人再度增加。
但有一條無可否認,鄭朗良心用苦。
鄭朗又說道:“人無完人,物無完物,任何人皆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任何地區有忠厚的長者,也有刁滑的小人。太史公乃是史學家,非是政治家。然自太史公修史記,將各地百姓劃分以來,造成種種不必要的誤會。于是對太祖與寇準產生影響,認為北人忠厚,南人刁滑。太祖英明神武,但在這方面略有些錯誤了。蔡襄出生于福建,難道不是溫潤的君子?范仲淹出生于蘇州,難道不是士大夫的典范?我國包容南方,若是一味以南北劃分,讓南方百姓何以心安,又何以安定?況且東南六路承擔著我朝大半的財政收入來源。還望諸位三思。”
這是有原因的,諸法改革,包括均輸法,計達五大項,多少引起一些騷動,一些官吏又沒有做好,作為主要負責的官員之一薛向資歷淺,聲望低。言臣劉琦與錢顗看不習慣,進諫道,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
反對聲音多,連大小蘇也卷進來,不知輕重地彈劾了一些官吏。
鄭朗連忙將大小蘇喊到家中,怒斥一頓。別人能反對,難道你們也拆我的臺?兩人老實下。不過劉琦與錢顗一直沒有停下來,王安石惱怒,發生爭執。兩相火拼,劉錢二人是干不過王安石的,被王安石火拼下去。司馬光認為不大好,朝堂保留一些反對聲音未必是壞事,至少證明鄭朗能容人。因此力保錢劉,不得功。
司馬光一怒之下,找到鄭朗。
鄭朗心中一點氣沒有,那也是假的。
但最后想了想,錢顗家中貧困,又勸趙頊將錢顗留了下來。
錢顗沒有領情。公私要分明的。又彈劾孫昌齒昔日官任江寧時。奴事王安石。于是因王安石推薦,得為御史。當思君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豬狗不如(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
也太難聽了,孫昌齡心虛。不敢辨,說另外一個言臣王克臣阿奉當權,欺騙圣上。趙禎大怒,讓你們做御史監督群臣。輔助君王,現在好了,一個個開始窩里斗。一怒,又要貶。
這一貶非同小可,將會撕開更多的仇恨。
鄭朗無奈,放下手中事務,對趙頊開講,講趙禎時的故事,為什么范呂二人能變成那種樣子?前事之師,不可不借鑒。趙頊收回詔命。但沒有安撫住。呂誨連王安石與呂惠卿十條大罪。司馬光聞聽后,在朝會之前。再三進勸,呂誨不聽。
王安石與呂惠卿忍無可忍,不是氣量小,三次改革,方興未艾之時,事務很多的,鄭朗累得不行,他們同樣累得不行。感到憋屈,于是聯手倒呂。王呂聯手,誰與敵鋒?呂誨倒。
不能全怪王安石,呂誨這些人做得也略有些過份,不識大局,鄭朗不能責備,為了安撫一些大臣急躁的情緒,只好又將錢公輔與鄭獬二人召回來。
可是王安石不能理解,當場就問道:“鄭公,狄仁杰與婁師德敦賢?”
是鄭朗平時教導的結果。
能對鄭朗質疑,不妨說出來,憋在心中越久越不是好事。但讓他們能針對自己這個當老師的,同門之間卻要相互團結。這樣做,有很多好處的,鄭朗幾個學生一個個開始展翅高飛,只有蘇軾稍差一點,然而在文學造詣上,卻名聞天下。至于時恒,說他是雜學,或者是格物學,沒有人當真的。若數人與鄭朗一一附和,即便高滔滔,也多少會產生猜疑之心。
鄭朗答道:“狄仁杰賢。”
“鄭公既然認為狄仁杰賢,為何要學習婁師德不作為,唾面不拭乎?”
武則天不成功的革命,唐朝一度很危險的,若沒有狄仁杰及時地撥亂反正,還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靠婁師德,完蛋了。
鄭朗徐徐答道:“武后嘗問狄仁杰,朕欲得一佳士,誰可?狄仁杰說,未審陛下欲何用?武后說,欲為將相。狄仁杰對答道,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必欲取奇才,則是荊州長史張柬之。張柬之固然撥亂反正之功,然李嶠與蘇味道則是何輩?僅是文學好,則入狄公法眼。用人之道,也是容人之道。若是政見不和,必將排擠之,慶歷時君子小人故事又會上演也。如今看來,何謂君子,何謂小人。君子中多不肖之輩,小人中也有呂夷簡與龐籍這樣的名臣。然因為一個小人君子,幾乎使朝堂分裂矣。實際慶歷諸法,也有一些良法,其中有數條讓我拿來借鑒改良。為何失敗了?慶歷新政多條就是言用人之道。連如何用人都沒有做好,如何改革,振興大宋?”
不能這樣玩,玩下去很危險的,你排擠我,我排擠你,到明天我打壓你,你打壓我,想不形成黨爭都困難。
王安石不能作聲。
無論慶歷新政對錯,但它確實是一次失敗的改革。
暫時將危機壓了下去。
然后再來,鄭朗雖遭到很大的反對聲音,但也贏得很多支持聲音。一是鄭朗會做一些謙讓,未來還有,這些謙讓使得豪強內部產生分裂。二是皆知道今年過后,明年鄭朗離開三司之時,改革結束,以后就是微調。一些沒有損失的,或者有損失另一方面得到補償的,或者損失很小的,一顆心落了下來,他們同樣是持著支持或者中立的立場。
不過激進改革派卻感到不滿足。
國家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例如高利貸。
宋朝高利貸十分殘忍,起步價百分之六十,最高價百分三百。
葉惠卿對此很不滿,鄭朗做過解釋,可葉惠卿也搬出成功的事例證明,一有吳育,還有一個李參,前陜西轉運使就用過類似青苗法的辦法,在陜西做得很好。僅是害怕別人彈劾他,做得很隱蔽。鄭朗青苗法是失敗的,乃是不做為。李參作為。也就成功了。不能說鄭朗說的話一點也不管用。
經過鄭朗再三地講解。許多人意識到一點。那便是官府的低效,以及貪污,造成效益低下,故此太宗才用了鈔法。用鈔糧代替官糧,運向西北,甚至將馬的運營都交給商人主辦。
于是葉惠卿推出一種改良型的青苗法。
有基礎,那就是銀行。
朝廷不主持青苗法。而是讓銀行主持青苗法,讓銀行放貸,一避免官府的無能與浪費,二避免爭議,三避免官吏好大喜功,帶來一些不好的事物。朝廷未得全利,但也得到一半利益,實際就是得利,交給官府主辦,休要說一半利益。兩成三成利益也未必得到,又解決了百姓受高利貸之苛。
葉惠卿經過深思熟慮后。找到王安石。
王安石又找到小師弟蘇轍。
若是史上的青苗法,蘇轍肯定是反對的,但面對這種改良型的青苗法,蘇轍疑惑了。又拉著王安石找到鄭朗。
幾個學生分岐越來越重,鄭朗感到擔心。
不過聽到這種改良型青苗法,鄭朗愕然。其實銀行到最后,必須涉及到社會的底層,但這時能實行所謂的改良型青苗法?
鄭朗讓這個改良型青苗法噎住了,大半天未說話。
然后與王安石促膝談心。
有的想法鄭朗自己也沒有想清楚,當然,也不會告訴別人。
為王安石所逼,鄭朗老實地交待出來。
比較及時,正好京東轉運使王珪的侄子王廣淵上書: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
確實,這個高利貸將百姓逼苦了。
但因為鄭朗解釋得很清楚,王安石未同意王廣淵的意見。
又來,王廣淵的弟弟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上書,河北可以賣幾千個度僧牒,用此作為本錢,可以在陜西實施青苗法。度僧牒也就是大和尚們的合法營業執照,僅此一項,可以得錢五十萬緡!
王安石猶豫不決,不管什么青苗法,反正朝廷不準,大和尚們有增無減,不如換幾個錢。想一想,僅是批準一下,一不需朝廷任何資本,二不需任何后續的投入,收入就是五十萬緡錢,不亞于宋朝一年茶葉低潮期的總收入,何樂而不為。
大程說了一句,非是王道之正。
王安石說道,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兇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人。如是而猶以為不可,豈為知權乎!
趙頊意動。
鄭朗又立即前來撲滅。
王安石說得似乎有道理,反正老百姓一心想做和尚,阻也阻止不了,不如索性換幾個錢,還不是少錢,僅是河北執行一下,能在荒年活人十五萬。但真是如此?
首先第一條,和尚們太多了,已成了宋朝沉重負擔之一。寺院侵地兼并,是宋朝一大時弊。從他們身上斂一些財問題似乎不大,關健是朝廷斂財斂到度牒上,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下面官吏會怎么做?
其次對真和尚鄭朗是持歡迎意見的,但有幾個真和尚,多是好吃懶做之輩,或者是因為生活無奈,或者是罪犯,隱匿于寺院,他們披著宗教的外衣,斂財手段不亞于那些大戶人家。今天投資了度牒,明天會加倍斂向百姓。宗教帶頭的不是宣揚教化,而是宣揚的如何斂財,要這個宗教還有什么作用?
三是王道,鄭朗與大程想法未必一致,大程說的乃是存天理,滅人欲,但滅的是何種人的人欲?窮困百姓!一種落后的變相愚民政策。但這個王道說得不假的,國家治理百姓終以王道為主,也就是正道為主,能說得過去的治理政策,為了斂財斂到度牒頭上,何有正道,何有王道?要么對寺院的侵害進行一些掣肘政策,要么就放開,千萬不能用它來斂財。
關健是這些人都是出于好心。
比如王廣廉就活活累死在官職上。
對于這些人,想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特別地困難。
為了解勸,讓鄭朗苦逼了。
再三的壓制,終于使危機減小。
隨后西北戰事爆發,有人彈劾富弼。確實富弼經常生病,呆在西府擔任首相,過了。包括范純仁也曾因此上過書,委婉地勸說富弼卸職,以免耽擱國事。
王安石便推薦陳升之擔任西府首相。
陳旭是有本事,可這個人乃是一個小號版呂惠卿,原先勾結內侍,以求上位。隨后附投韓琦,韓琦下去,附投王安石。再往下發展,史書記載陳旭幡然醒悟,實際是背叛了王安石。
但有的話鄭朗也不大好說。
趙頊問鄭朗,鄭朗只能死活保住富弼。
若論聲望,原先無一人能及鄭朗,可此一時彼一時,鄭朗三次改革,得罪了許多人。富弼一直乃是一個老好人,有他與曾公亮擋在前面,那怕就是不做事,鄭朗辛苦一點,也等于前面有了兩棵參天大樹,為鄭朗遮風蔽雨。
不同意。
趙頊問司馬光,司馬光說道:“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惇厚!”
趙頊又說:“升之有才智,曉邊事。”
司馬光說:“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寺耳幾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
時間長了,這句話便傳入鄭朗耳朵里。
鄭朗不悅,故有了今天這番話。
又說道:“不能容蠻人,則南方永遠不能平定。不能容羌人,即便得到西夏,西夏以后必又復生李繼遷矣。諸位請謹記。”
總之,司馬光是在開一個很不好的頭。
史上,無論司馬光或者王安石比現在惡劣得多,特別是司馬光,不知說了多少天雷的語錄。但兩人依然還有許多不好的動向。
左壓壓,右壓壓,鄭朗說完,伏在桌子上,差一點淚流滿面。
過了好一會兒,重新抬起頭道:“子產治鄭,三年得功,鄭國大治。我自鄭州就在謀劃,進入京城,準備五年。如今看來,十年也未必能取得子產之功!為什么你們一個個認為天大地大,你們第三大,不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想一想問題,不能參考一下別人的意見?”
一個比一個固執,俺這個奶媽子有再大本事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