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四十五）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
按→鍵可快速翻到上下章節高科技軍閥（三百四十五）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三百四十五）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 一位美國學者還稱，《五強條約》的后果是“…日本得到了英國和美國的保證，它們將不會采取聯合軍事行動反對日本，日本只可能受到美國所能承擔的運用外交壓力的限制。君子網站點（.junziwang）”
“英日同盟的解體是一件可悲的事。從長遠看，它對美國的影響絕不亞于英國…美國迫使英國廢止與日本的同盟關系之舉是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錯誤…英日同盟的廢止在日本人中間引起了震驚，這是日本轉而采取單獨行動的開端…此舉在心理上為日本人溝通了與德國和蘇俄合作的途徑…”
英國海軍元帥查特菲爾德爵士也評論說，英國已經“把心懷不滿的日本變成了潛在的可怕敵人”，“同盟關系的廢止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認為西方世界在把一個失去利用價值的亞洲國家一腳踢開。許多聯系就此被切斷，而這些聯系很可能對后來的和平具有決定性的價值”。
當然，對于查特菲爾德爵士的觀點，也有很多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日本“和中國不同，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和這樣的國家結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樣的國家強大起來后就會將目光瞄向自己昔日的盟友”，因此“‘英日同盟’的破裂帶有某種必然性”，而“并不是所有的亞洲國家都象日本一樣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象中國就沒有對海軍的噸位以及自己的地位和權益表示出任何不滿，因為中國并不打算象日本那樣無限制的擴張下去。”
從華盛頓會議的成果來看，這次會議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對中國非常有利的會議，因為無論是限制海軍軍備也好、英日同盟的廢除也好，作為其直接誘因的日美對立，其起因和最終目的都是圍繞著中國的的。因為對日本來說，中國已經掙脫了日本的控制，成為和日本地位一樣的大國，中國的市場雖然仍然對日本開放，但日本已經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的肆無忌憚的進行掠奪，因為美國資本在中國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而對美國來說，戰后的遠東市場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1920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馬運河大大縮短了美國重要港口同遠東之間的航程，進一步刺ji了美國爭奪遠東的。爭奪遠東、特別是中國地區的市場，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雖然戰后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滋長，使美國奪取中國金融和商品市場的目標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但美國還是盡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日本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美國將在中國的事務中占主導地位，因此處心積慮的想要對此進行破壞。而由于美日雙方矛盾ji烈，中國政f的一些反日要求在華盛頓會議上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23年11月21日，美國前國務卿魯特便提出了四條決議案，包括：1、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2、給予中國最完全和充分的機會，以發展并維持穩固而有效的政f；3、利用各國的影響，以期建立并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的商業、工業機會均等原則；4、不得趁中國經濟困難之機“謀求在華損害其他友好國家公民或臣民的權利”，并且“不得獎許有害這類國家安全的活動”。
“魯特四條”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旨在于建立一個統一而有效的親美政權，同時對日本努力排擠別國在華勢力作出了不點名的指責。針對日本此前多次背信食言的教訓，美國國務卿休斯于1923年12月16日又特別提出“各國不得在中國任何特定區域里建立商業或經濟發展的壟斷優先地位”，“魯特四條”和休斯的提案最終都寫入了《華盛頓條約》。首..發 1922年2月6日，美、英、中、法、日、意五國簽訂了《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德國、挪威、瑞典、丹麥也于1925年加入了該公約），條約包括以下幾部分：
一、主力艦和航母方面，條約規定五國海軍主力艦噸位為：美國525，000噸；大英帝國（包括各自治領）525，000噸；中國367，500噸；日本367，500噸；法國175，000噸；意大利175，000噸。各簽約國不得建造單艦噸位超過45，000噸的主力艦，主力艦主炮口徑不得超過16英寸（406毫米）。
條約對單艦的技術規格限制使用與所有現役的或正在本國或外國建造的船只，以及簽約國為其他非簽約國建造的船只（第15條），在后一種情況下，建造國應該將有關簽訂合同、鋪放龍骨的時間和軍艦的詳細技術規格通報給其他簽約國（第16條）。最后，如果某一簽約國處于戰爭狀態時，該國為其他國家建造、或已建成但未交接的軍艦不得被征用為己方的作戰艦船使用（第17條）。
二、其他作戰艦船方面，華盛頓條約草案中提出的輕型艦船總噸位為美國90，000噸，英國90，000噸，中國63，000噸，日本63，000噸，法國和意大利各41，000噸。這一條草案在法國政f的堅決反對下遭到失敗，因為法國海軍需要大量的輕型艦艇來維護其海外殖民地利益。最后條約正文里對各國巡洋艦、驅逐艦和潛艇的總噸位沒有作出限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華盛頓會議時為止，主要海軍國家的主力艦包括無畏艦、戰列巡洋艦和裝甲巡洋艦，這些軍艦由于其噸位和主炮的規格過大，都在主力艦的限制范圍里，而裝甲巡洋艦以下的輕型艦船噸位從來沒有超過五、六千的水平。華盛頓會議以后，各國海軍建造噸位達1萬噸的輕巡洋艦就成為慣例了；驅逐艦、魚雷艇也出現大型化的趨勢，驅逐艦的單艘噸位從1200噸上升到2500噸，魚雷艇的單艘噸位從800噸上升到1500噸。因此，如果說華盛頓條約停止了主力艦大型化的趨勢、終止了大型主力艦的建造的話，那么它在建造輕型艦艇方面卻引起了一場真正的軍備競賽，這也是1927年召開的失敗的日內瓦裁軍會議的主要議程。
三、關于潛艇，華盛頓條約沒有做出任何規定。一戰中飽受德國潛艇之苦的英國徒勞地要求取消潛艇這種武器，但是法國的反對卻阻止了在這方面做出任何決定，法國要求至少有50艘潛艇以保證其海上安全。
華盛頓條約對潛艇的總噸位或單位噸位也未做出任何限制，條約在這方面的唯一規定是，在美國前國務卿魯特的要求下，締結了一個關于戰時潛艇攻擊商船規則的路特決議。根據這個決議，潛艇應遵守國際法保護中立國國民和非戰斗員生命的規則，在攻擊前履行船舶臨檢的義務，除非商船加以抵抗，否則不得加以攻擊。即使抗拒臨檢，在攻擊前也要先將商船船員和旅客安置于安全的地方。任何國家的任何潛艇如果違反上述規則，則其全體艇員將按從事海盜行為受到審判和懲罰。
路特決議還提出各國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氣、液體和其他物質從事戰爭行為。該決議由美、英、中、日、法、意五國代表共同簽署，但最后只有美國和日本國會批準，其他三國均未批準，也未交存批準書，因此未能生效。有關潛艇戰規則的條文后來成為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的內容之一。
四、美國、英國和日本同意凍結其太平洋領地上的海軍基地、岸防要塞和軍事設施建設（第19條）。
五、有關主力艦解體、替換的細則和進度表，以及相關的技術解釋。規定條約有效期為10年，到1938年12月31日為止。除非在條約有效期滿前兩年之內沒有任何一個簽約國通知其他各方、要求最終終止該條約，否則華盛頓條約在有效期滿之后仍然有效，直到任何一簽約國提出聲明廢止該條約的意愿滿兩年為止。
簽訂《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后，日本國內的政治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氣。他們不約而同的為《華盛頓條約》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歡欣鼓舞，
首先，日本已經無法維持占國家預算總額40以上的巨額軍費，特別是日本遭受明治時代以來最慘重的經濟危機和關東大地震后，已經難以承擔巨額的軍費開支了。而美國在其日本海軍的巨大艦隊建設成型之前就提出以現存的海軍力量來確定限制比例，這對軍費開支空前膨脹而又極需要收縮的日本是很有利的。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就認為“日本得到70的比例已經是很便宜的了”，大阪《每日新聞》也發表文章稱“如果美國之三年海軍計劃于1942年完成，時日美海軍將成46：100之比…美國如無此次之建議，日本海軍絕難獲得70之比率…”其次，華盛頓條約還迫使美國終止了在關島、菲律賓、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設，日本本土及周邊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證。雖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煩惱：在海軍的強硬派人士看來，對英美10：7的主力艦比例仍然不足以滿足國防需要，而且有暗示日本是二等國家的味道在里頭。而中國海軍獲得了和日本海軍一樣的比例，中國海軍在未來仍然是日本的嚴重威脅，而且以中美日益緊密的關系看，將來一旦發生戰爭，日本很可能會受到中美兩國的夾擊，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
而對美英法等西方列強來說，就象非海軍人士因為“華盛頓條約”使減稅成為可能而對其歡呼雀躍一樣，許多專業的海軍人士對條約的結果則表示懊惱與憤慨。美國海軍認為他們被英國人騙了，因為美國需要放棄更多已建成或待建的主力艦，同時條約未對巡洋艦作出限制；英國人認為他們被美國人騙了，因為條約需要安排廢棄更多的現役戰艦，來換取美國人廢棄還沒開工的軍艦；美英海軍人士都認為日本才是最大的贏家，因為它在西太平洋防務的問題上獲勝了。而唯一對《華盛頓條約》感到滿意的，只有真心想要縮減海軍發展經濟的中國了。中國獲得了和日本一樣的對英美“七成”海軍比例，這樣的結果對中國海軍、政f和民眾是一個超出預期的交待。
華盛頓會議在美日ji烈競爭的背景下召開，又在雙方的相互妥協中結束，太平洋上空密布的戰爭yin云得以暫時消散。作為20年以來美日尖銳對抗的頂峰和攤牌，華盛頓會議卻出現了一個奇異的外交結果：目標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美日兩國都實現了它們各自的會前對策。
從美國方面看，美國提出的對日10：7的海軍優勢、英日同盟的廢除等等“每一個重大目標都達到了”。日本被迫在《華盛頓條約》上簽字，美國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從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實現了會前的對策。雖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對美“七成”的海軍限制，但這個比例是與當時日本的國力相稱的。廢棄英日同盟雖然為日本所不情愿，但也無可奈何，而且該同盟是以《五強條約》這種“體面”的方式宣告終結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話說，“英日同盟得到了一個體面的葬禮”。此外，《五強條約》是一個“凍結”太平洋現狀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條約，對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亞問題上，日本的“特殊權益”并沒有受到撼動，日后終于成為威脅遠東和平的一個重大隱患。
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國際安全體系是極為脆弱的，既沒有保證中國的安全，也沒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連日美對抗也沒有真正緩解。實際上《華盛頓條約》沒有規定任何手段對違反該條約的行為進行制裁或懲罰，而只是代之以軟綿綿的“道義”和“道德”約束，而從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出，“道德”這種東西對日本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而華盛頓會議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從會議的結果看，華盛頓會議實際上對日美雙方都是后患無窮的。在會議的兩國主要議題，既限制海軍軍備和遏制日本在遠東的擴張中，本來后者為因、前者為果，但受戰后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思潮影響的美國顯然倒置了這兩者的因果關系，把限制軍備、弭兵消戰放在了首位，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價，實際上等于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限制日本在遠東繼續擴張的最有效手段，即實際制裁和武力威懾。造成這種結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國在中國堅持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的、和平的經濟競爭和市場競爭，美國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為了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而與日本開戰。而美國幫助中國取得了和日本一樣的海軍比例，實際上是寄希望于中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威懾和牽制，美國人當然知道中國當前的工業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敵的大艦隊，實際上幫助中國取得更多的主力艦噸位份額并無助于這種情況的改善。因為中國要實現完全的工業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從根本上講，美國希望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通過和平競爭占領遠東市場，而日本獨霸東亞的既定國策也不會變，在無力同美國進行經濟競爭的情況下，必然采取“斷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終歸不可調和，這也決定了“華盛頓體系”最終破產的命運。
“華盛頓體系”與日本獨霸亞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實早在巴黎和會召開之時，就有日本人近衛文磨以《排除以英美為中心的和平》為題，這樣寫道：“…對于壟斷了巨大的資本和豐富天然資源的、兵不血刃地壓抑了它國人民、使之不能自由發展而得以自利的經濟帝國主義，要按同樣的使用武力的帝國主義精神予以當然的否定…作為領土狹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業品市場貧弱的日本，在英國關閉殖民地之時，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維護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戰前的德國那樣，采取打破現狀的舉動。”
而另一位日本國家主義者德富蘇峰也提出了“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口號，稱“亞細亞的事情，由亞細亞來處理之。所謂亞細亞人，在日本國民之外，是不能擔負此項任務的。亞細亞門羅主義，即由日本人處理亞細亞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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