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二十三）遲到的反省
高科技軍閥四百二十三遲到的反省（四百二十三）遲到的反省 “你怎么這么糊涂！”張作霖長嘆一聲，頹然的放下了手臂，“不，是我糊涂了，熱河近在咫尺，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底下種大煙…”
“建個廠子供你自己抽？你一個人能抽多少？你當你爹是三歲小孩子哪！”張作霖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了一聲。
“一開始兒只想弄點供自己吸食，但后來被宵小之徒勸說，不如廣為種植，加工后賣出，可獲巨利，兒一時利欲熏心，是以才做出這等有違國法綱紀之事…”張學良趕忙解釋道。
聽了兒子后面的話，張作霖重重的喘了一口粗氣，狠狠瞪了張學良一眼。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你也不想想，你在熱河大規模經營這東西，怎么可能一點兒不被發現？”
聽了父親的斥責，張學良再次低下了頭。
“賣給日本人大豆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張作霖問道。
“也是為了高額利潤…”張學良小心地答道，“兒想父親也許不會在奉天省長上任職太久，是以想為父親晚境早做打算…”
“行了行了，你別說了。”張作霖不耐煩地擺了擺手，張學良立時不說話了。
張作霖漸漸陷入到了沉思當中，張學良小心的站在那里，緊盯著父親。屋內的空氣一時間變得沉重而壓抑。
不知過了多久，張作霖站起身來，
“你以后的前途，算是完了。”張作霖在屋子里踱起步來，張學良看著父親一腳將他掉在地上的那支名貴的煙槍踩斷，大氣不敢吭一聲。
“現在想要保住你的命，只有靠我這張老臉了。”張作霖嘆息著說道，“我想他還是會賣我這個面子的。”
聽到父親的話，張學良的心中又燃起了生的希望。
“你去收拾一下，一會兒陪我去見他吧。”張作霖說道。
張學良用遲疑的目光看著父親，但父親沒有再說什么，而是背著手走了出去。
不一會兒，于鳳至和趙綺霞和幾位侍女走了進來，不聲不響的開始給張學良更衣梳洗起來。
張學良沒有再說什么，而是任由女人們的擺布。
不一會兒，又有仆役進來開始收拾房間，將他吸食大煙時的用具和地上折斷的煙槍全都取走了。
在幫助張學良梳洗完畢后，女人們和仆役們全都退了出去，只留下他一個人在房間里。
張學良躺在床上，可能是煙癮又有些發作了的關系，他感到陣陣困意襲來，很快的便睡著了。
睡夢中，他并沒有夢到自己被綁赴刑場，而是發現自己到了另外一個時空，變成了一個垂暮之年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躺椅上，正在接受一位學者模樣的人的采訪。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中正下令讓張將軍您不抵抗的，但后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將軍您的頭上。張將軍蘀蔣中正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我想向我的讀者專門介紹一下張將軍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學者對張學良說道，“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誰下的？”
“我以前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我反復說明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
張學良對自己竟然做出這樣的回答感到異常驚奇，但他在潛意識里又覺得，這樣的回答是正確的。
“當是您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是嗎？”
“是的，我記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采訪我的時候，我就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事實證明，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
“是您的判斷錯了？”
“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這樣？”
“我當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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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廣播協會的采訪錄認為，關于不抵抗政策，張將軍您極力證明并非蔣中正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意指張將軍身居臺灣，出于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將軍您的真實思想。”
“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我不大會屈從于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那時不僅蔣公早已逝去，經國總統亦已辭世，我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張群等人和我的親友在臺北圓山飯店公開為我九十歲生日慶笀，或可視作我本人獲得自由的一個標志。日本廣播協會采訪我是在這之后。沒過多久，我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公父子，尤其是蔣公在世時，我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我已經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我這時才可能主動邀請唐先生為我的回憶錄捉刀。我赴美在紐約期間，我曾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那時我也不止一次的說過，此事與蔣公絕無關系。”
“有人曾說，當年是蔣中正下手諭，令張將軍對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
“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公無關。我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我都是這樣說的。我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
“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曾給張將軍10余件電報函件，令張將軍不抵抗。張將軍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將軍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后來將軍的夫人于鳳至讓張將軍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柜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后，張夫人即以此威脅，使國民中央政府和蔣中正不敢加害張將軍。有這回事嗎？”姓唐的學者又問道。
“唐先生覺得可能嗎？”張學良笑了起來。
“針對此說，也有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將軍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但據為張將軍您所信任，蘀張將軍您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有這樣的話：‘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變，對蘇、日關系，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就推卸責任。’”
“外間傳說我有蔣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于鳳至手中，是扯談。于鳳至不是那種人。”張學良又說道，“是我的責任，不能過他人。”
“現在我要又一次鄭重地聲明，就是關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蘀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有些激動地說道：“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沖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么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絕不能把這個過于中央。”
“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學者笑著感慨道：“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爀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于不顧。又說你舀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
“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過于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中正劫持扣留，其衛士排67名警衛全部被殺。對此，大陸在建政后大肆宣揚張將軍您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張將軍您晚年卻稱自己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為什么呢？”
聽了姓唐的學者的問話，張學良的眼中閃過一絲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的？”
“我記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見過蔣公之后，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我認為自己‘當時對共布黨認識不清，為了實現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張學良說道，“今天在這里，我還是要這樣說。”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歲生日時，引用《圣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應該知道，我從來沒有抱怨過蔣公對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國后，《紐約時報》曾對我進行采訪，我解釋過我為何決定送蔣公離開西安并接受懲罰時說：‘我那是叛亂，不得不負起責任。’”
“您發動‘西安事變’，不是為了逼蔣公抗日嗎？”
“蔣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我有嚴重分歧，蔣公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當時蔣公深知雙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公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筑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先生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先生后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先生為此專門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于實力懸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后來有實力又收回。’也是這個道理。”
“那您為什么要發動兵諫呢？”
“熱河失守后，全國輿論沸騰。我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但不僅無法實現，而且率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后，兩次皆大敗。你知道，我是在父親被暗殺后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我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大煙、女人，我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蔣公和胡適先生那種水平；而且我對蔣公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鑄成大錯。”
“您這么說太謙虛了吧？我記得您19歲就被任命為旅長；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發動西安事變那一年，您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公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沒有那個本事的。我還有另一個要命的東西，是我的東北人性格，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沖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我這樣的知識水平，又有軍權，又加上魯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來？唉。”
“您覺得，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要知道，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于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不瞞你說，我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后果做事的人。我告訴你一件事，其實在捕捉蔣公前的師軍長會議上，我宣布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后怎么辦？’我當時回答，‘先捉了再說。’我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沖動，毫無計劃，與我這種人共事，做我長官頭痛，做我部下倒霉，結果就是害朋友，毀部屬。唉！”
“說您做事全無計劃，恐怕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文章也說，您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布黨，如今共有國際否決您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您與共布黨之間所有之關系已非尋常。”
“我當時失去了地盤，沒有依托，迫切想要得到蘇聯之軍事援助，是以有如此之舉。現在思量起來，仍然好生后悔。”張學良嘆息道，“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公，我會槍斃了他，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公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公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公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先父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說，對于張將軍您這個人，大陸把您捧得太高，臺灣又把他貶得太低。臺灣把您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布黨最后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布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已經發生的歷史來看，似乎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