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七十九）走上歧路的德蘇日
（三百七十九）走上歧路的德蘇日 由于中國的工業生產獲得了高速度發展。中國從一個孱弱落后的傳統農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強國之一，與1913年最重要的工業品種相比，中國的鋼產量、采煤量、石油開采量、發電量均是幾倍乃至幾十倍的增長。據估計，中國的全部工業產值增加了10倍，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15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5倍。一些主要產品如鋼、鐵、電力產量已躍居世界前列。這樣高的生產發展速度，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工業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不僅體現在發展速度方面，而且在較短時期內建立起了一個部門相當齊全的工業體系，從而大大加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中國新建或大大發展了一系列對整個國民經濟改造和國防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重工業部門，如造船業、汽車和拖拉機制造業、機床制造業、飛機制造業等。而正是這些奠定了中國在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
而中國的崛起也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直接改變了德國、蘇聯和日本的歷史走向。
蘇聯和德國簽訂《拉帕羅條約》后，德國很快就成為蘇聯最大的貿易伙伴。蘇德《拉帕羅條約》使德國不光從蘇聯那里得到貿易方面的好處，更為重大的是它的政治意義。蘇德關系的進展，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德國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權力增長。這種關系的進展，在一般情況下從經濟合作開始是理所應當的，但是蘇德合作的力量在于。這種經濟互動為未來的政治和軍事的合作鋪平了道路。
1923年初，為了規避《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將本國的軍事工業轉移到國外發展，德國兵務局總監塞克特將軍在國防軍中組建了代號為“R小組”的部門，由親信馮施萊歇爾負責，專門與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主席格拉辛對接，建立德國對蘇聯軍事工業的秘密援助。1923年9月。蘇德雙方代表在施萊歇爾的公寓中開始了秘密會談，雙方就德國對蘇聯軍事工業進行金融和技術的援助達成了實施細節的一致。當然。對于德國方面的“厚贈”，蘇聯方面也必須回報德國國防軍，這就是允許德方在蘇聯境內建立軍事工業所需的兵工廠和訓練基地。
隨后，施萊歇爾代表德方成立了若干家“殼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這些公司負責德方向蘇聯軍事工業提供的第一筆7500萬馬克的資金援助。1924年3月。第一批德工專家來到蘇聯。一個月之后，德國“容克”飛機公司在莫斯科郊區的菲力地區，開始建設現代飛機制造廠；“克虜伯”軍火公司在蘇聯南部動工興建重型火炮生產企業。隨后，德方的飛行訓練學校、坦克測試學院、化學武器生產廠、潛艇建設基地，陸續在蘇聯境內開始興建。
大批德工技術專家被派往蘇聯，手把手地幫助蘇聯工程師們建立起飛機、坦克、大口徑火炮、化學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廠。這些工廠的建成投產。一方面使蘇聯獲得了極端寶貴的先進工業技術和設備，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工業的工程師，同時又使蘇聯學到了德國工業精細化的生產管理技能，大大縮短了蘇聯與工業化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另一方面。這些工廠使德國得以在實踐中測試各種新的技術和發明，生產《凡爾賽條約》所禁止的各種重型裝備和軍用飛機，維持德事技術的世界領先水準不至落伍。德國在蘇聯的掩護下，在長達5年的軍事工業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視員對德事工業是否符合《凡爾賽條約》要求的檢查。
在1923年至1928年歷時5年多蘇德軍事工業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蘇聯國內爭論工業化道路的關鍵時期。正是在德事工業的幫助下，蘇聯獲得了工業化所需的技術、設備、經驗和人才。蘇聯隨后只需將這些寶貴的工業技術擴散加以幾十倍地放大，工業化的車輪就會隆隆地滾動起來。
蘇維埃俄國在“新經濟政策”推行數年之后。工農業產量已經達到1914年一戰以前的水平。之后蘇聯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戰后開始的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恰恰成了蘇聯崛起的良機。蘇聯政府為此加強對外匯和關稅的管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一度允許有限的私人外匯業務，之后則實行了對外貿、外匯、關稅在國家壟斷下進行嚴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締外匯和有價證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動。這一臨時性措施在當時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向蘇聯本土擴散，但在經濟危機結束后，這一政策沒有放寬，反而被認為是社惠主義經濟應有的重要特征。結果這些穩定經濟秩序的積極措施，最終轉變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政府曾鼓勵外資以租讓企業的形式在蘇聯存在。之后蘇聯政府頒布了廢除租讓制的法令。蘇聯利用外資的方式，逐漸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變為向國外借貸和有償技術引進為主。但借外債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償還壓力；有償技術引進的效果，往往不如開辦合資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直接學習。結果使蘇聯日益孤立于發達國家擴大相互投資的潮流之外，阻礙了經濟發展。
鐵腕的蘇聯領袖斯大林一直堅持認為，蘇聯處于“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時刻面臨著巨大的危險（尤其是占領了蘇聯大片亞洲領土的中國和日本），下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為了應對來自于中國的威脅，他要求蘇聯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在10至15年內基本完成工業化，為此不惜忍受暫時的艱苦生活。蘇聯為了加速工業化，不得不依靠農產品和原料出口來換取外匯。以支付機器設備等進口費用。而當時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和原料價格普遍暴跌，蘇聯卻擴大出口，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可怕的是，蘇聯擴大農產品出口的同時，國內農產品卻大幅減產。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需要供養的城鎮人口卻大量增長。在所謂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糧食、肉、奶的供應都嚴重短缺。不得不開始憑證供應。結果使蘇聯民眾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在一些地區甚至有所下降。象烏克蘭就出現了大饑荒。
到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這一速度令西方的觀察家們大為吃驚。事實上，蘇聯工業的高速發展是與其當時實行集中管理的經濟體制是分不開的。這個體制在集中使用國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改變國家工業落后面貌和生產力布局。統一調配物質資源主攻某些急需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如制造武器裝備以及鋼鐵、煤炭、石油、木材等原材料的生產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這種體制存在嚴重的弊端：由于片面強調重工業發展，極大地壓抑了人民的日常消費品需求；過分依賴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行政命令的指揮手段、忽視經濟規律的作用和人的主動性，加上粗放經營的生產方式，使這種經濟管理體制對生產發展的阻礙作用越來越明顯。
蘇聯的重工業這種畸形的發展是由蘇聯所執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所決定的。蘇聯政府的領導人的首要目標是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即生產的速度和產品生產的數量方面趕上并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領袖斯大林曾經反復強調：“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在這個目標任務中。量的增長，即追求“總產值”指標的增長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而數量增長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的粗放經營方式。追求“總產值”幾乎成了企業生產的最高任務，不可避免地使蘇聯經濟沿著粗放道路發展。
蘇聯實現這一戰略的主要手段是優先地、高速度地發展重工業。蘇聯領導人對此解釋道：“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稱作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制造業。”為了籌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主要依靠擠農業、壓消費的辦法來獲得，由此形成了蘇聯工業不平衡的、極為畸形的發展狀況。
蘇聯政府把有限的資金主要用于發展重工業，必然擠兌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結果十月社惠主義革命已經近十余年，蘇聯的主要農畜產量甚至還未達到革命前沙皇時代的水平。
蘇聯工業發展中的問題除了片面發展重工業以外。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所帶來的問題也嚴重束縛了蘇聯經濟的發展。
由于蘇聯不容許私有經濟的存在，也力圖排斥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甚至抹殺國營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竭力促使集體經濟轉化為國營經濟。這種單一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促成了高度集中管理體制的形成。
蘇聯式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以行政命令手段取代經濟手段，即主要通過發布命令、決議和行政組織手段與各種經濟單位、企業機構發生關系，組織經濟活動。它實質上排斥市場調節手段，利用價格、成本、利潤等經濟杠桿的余地也十分有限。
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標準超過經濟的考慮而居于統治地位。工業優于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優于消費資料的生產。蘇聯以大量投入資金和勞動力，以外延發展的方式來增加工業產值，追求產品的數量（即總產值指標）而不主要是產品的質量，片面強調更多產品在國內生產而忽略同日益增強的世界市場的聯系。結果導致忽視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忽視經濟規律的客觀作用，嚴重束縛了蘇聯國家的發展。
如果說不斷強大的中國刺激了蘇聯并使之畸形的壯大。那么日本所受到的影響，則比起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8年4月6日，日本，東京灣。
站在日本海軍“五十鈴”號巡洋艦艦橋上的艦長山本五十六，緊緊盯著停泊在港灣內的一艘掛著五色旗和三色人字旗的大型巡洋艦，深深的吸了一口帶有油煙味的海風。
那是中國海軍的“寅虎”號大型巡洋艦，是新式的“十二生肖”級大型巡洋艦中的一艘。此時正在東京灣進行友好訪問。
而在很多日本人看來，中艦的友好訪問。更多的是在向日本展示自己的力量。
“這是米國人給支那海軍建造的大型巡洋艦。”山本五十六身邊的海軍大佐井出謙治看著這艘威風凜凜的滿載排水量近三萬噸的大型巡洋艦，說話的聲音帶有一絲說不出的抑郁。
“它們一共有十二艘，不都是米國建造的。”山本五十六平靜地說道，“其中有四艘，是支那本土的造船廠建造的。”
“噢？這是真的嗎？”聽到山本五十六的回答。井出謙治吃驚地瞪大了眼睛。
“我擔任駐米海軍武官時，去過米國的伯利恒造船廠和支那的上海造船廠，見到過這些軍艦。”山本五十六回答道。
“那就是說，《華盛頓條約》對支那海軍的限制是暫時的，一旦條約失效，以支那的造船能力。還是能夠建造出象‘共和’級和‘光榮’級那樣強大的軍艦。”井出謙治一邊說著，一邊握緊了拳頭。
“現在的支那，已經變得越來越象米國了。”山本五十六懷著復雜的心情，嘆息著說道。
作為日本海軍的后起之秀。山本五十六1919年底晉升中佐時，便在美國波士頓的哈佛留學。1923年底晉升大佐時，他在歐洲出差，在倫敦參加了海軍軍備預備會議。因為職務上的關系，使得山本五十六有機會在許多國家游歷考察。這樣的經歷，使山本五十六能夠及時把握世界局勢以及世界海軍軍事科學和技術的最新進展。山本五十六的眼界可以說十分寬闊，象在對美國的看法上，山本五十六就和同樣長期駐美的陸軍武官佐藤賢了所持的看法根本不同。在佐藤賢了看來。被富裕的生活寵壞了的美國人連正步走都走不齊，如何能和威風堂堂的日本帝隊打仗？而山本五十六不是這樣看的。
首次赴美對山本五十六的文化沖擊實在太大。非女權主義者而熱愛女性的山本少佐很自然地在寫給國內親友的信中話題集中到美國的女性身上。美國的女孩子都能受到大學教育而且能夠工作自立，使得除了歡樂街的女子之外幾乎不知道還有其他女性的山本少佐目瞪口呆。而美國的砂糖居然不要配給更是教會了山本少佐什么是“國力的差異”，后來底特律的汽車工廠和德克薩斯的油田也同樣告訴了山本少佐美國的真正力量。
山本五十六在給海軍省的備忘錄中指出：“日本因為支那的關系，有同米國發生戰爭的可能，但日露戰爭時的花費不可能支持對米戰爭，所以即使日本能夠整備和米國同等的軍備，也無法籌集對米作戰的戰費，使用外交手段避開和米國開戰是日本現在唯一的選擇。”而現在，去過中國之后的山本五十六，對中國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結論。
他很難想象，中國的女孩子竟然也和美國的女孩子一樣上大學，并且同樣的自強而獨立。
而中西伯利亞的油田、滿洲的汽車工廠和洋山灣的巨大船塢，也讓山本五十六同樣感到震撼不已。
“日本應該在《華盛頓條約》未失效前，對支那開戰。”井出謙治說道，“如果條約一旦失效，讓支那有機會建造更強大的軍艦，日本將無法取得勝利。”
山本五十六聽了井出謙治的話，感到有些好笑，雖然他出于禮貌，沒有在臉上表現出來。
他當然明白，井出謙治為什么會說出這種在他聽來非常沒有出息的話來。
因為當年“釜山海戰”的失敗，現在的日本海軍對于中國海軍的那十二艘五萬噸級巨艦的恐懼，已經超過了當年明治海軍對“定遠”和“鎮遠”的恐懼！
而讓日本舉國上下慶幸不已的是，中國人為了表示對“美國主子”弄出來的《華盛頓條約》的忠誠，已經“自廢武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