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的背面 （二）

　　個人經歷，實話實說，如有得罪，多多包涵。

二無法回避的問題　　我在北京工作的第八個年頭，女友頂住了一切壓力從澳大利亞回來跟我結婚。隨后，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是她回北京還是我去墨爾本。

　　這個問題讓我整整考慮的近一年，依舊難以做出抉擇。當時我在一家以生產大型換熱設備和工業風扇而聞名的跨國企業任售后服務工程師，一年的薪水加上獎金以及差旅補貼稅后大約在十萬左右。除了國家規定的各項福利之外，單位給每個員工買了建康保險，當我們生病時，醫療費用可報銷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每年單位還會安排一次東南亞出境游，個人不需為此支付一分錢。

　　當時我的第一部網絡小說的版權也以千字九十元的價格賣給了起點，每月可以從該網站拿到稿費五千到六千不等。兩份收入加在一起，我每年的入帳已經超過了十五萬。按當時的澳幣和人民幣比值估算，每年稅后凈收入為兩萬五千澳幣。（注：寫這些數據并沒有炫耀之意，而是為了在后面的內容中和普通澳洲人的收入做比較）

　　兩千零四年十二月，我向澳大利亞住上海辦事處交了移民申請。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后非常不高興，他退休后，在通縣的一家私人診所里做醫生。之所以來北京，便是因為喜歡一家人熱熱鬧鬧的感覺。而我去澳洲，則意味著他所做的付出完全白費，我即便在外邊發展得再順利，無法保證每年春節時都和他、母親、弟弟一起守歲。

　　我們父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我跟他說，我想到外邊看一看，看看外邊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我從老家到南京，發覺南京比老家生活條件好。我從南京到北京，發現北京比南京更大，更繁華。墨爾本更接近于西方，也許是更繁華，生活更容易…”

　　大抵就是這樣一些理由，我說服了父親。當年，我一直沒告訴他，我畢業后經歷的那些瑣事。

　　那些經歷想起來就像坐過山車，忽然在高在云端，忽然急轉而下。官方說法是當時中國經濟在某公的大力推動下來了一次成功的軟著陸，作為升斗小民，我的感覺卻是與大地來了一次“親密接觸”，而且是鼻子朝下。

　　九五年，我大學畢業，到北京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報道。報道的第三天，我和其他五十幾名新血被一輛通勤車運到了薊縣別山村，為國家電力部的“9511”工程添磚加瓦。

　　從八月初到第二年二月中旬，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半年零十二天。關于“9511”這個名詞的解釋是，九五年十一月后，北京將不再拉閘限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最堅苦的時候，我們每天加班十二個小時。

　　因為年青，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勞累，我不知道辛苦的另一個原因是，從此每月都有一筆獎金可拿。雖然不多，但我已經可以完全獨立，不再給自己的父母增添負擔。

　　有一天晚上在距離地面八十七米高的鍋爐頂，我一手拎著對講機等待同伴從總控制室發出的指令，一手扶著鐵圍欄，居然站著就睡著了。猛然，對講機中傳來的信號將我驚醒，低頭向下一看，汗流浹背。

　　那個先天不足的電廠在九五年底第一次并網發電，比預計工期晚了兩個多月。當將他移交給廠方后，所有工程人員，包括我們這些新來者都大聲歡呼。我們慶賀自己終于有機會休息幾天，但誰也沒想到休息的時間如此之長。

　　九六年開始，本來不夠用的電能突然供應過剩。于是，國家開始壓縮電力建設項目。于是，作為剛剛為不再加班而歡呼的我，忽然發現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于是，每月工資單上再也沒獎金這一欄，并且，因為單位正面臨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門“沒時間”給我們這些新畢業生做工資表，我們依舊拿實習生月薪，每月實收二百五十六塊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來肯定是捉襟見肘的。許多同事開始想辦法，有的托關系調走，有的主動辭職。我個人則找了份業余時間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騎著自行車，從廣博學院騎到潘家園，風雨無阻。

　　總覺得，艱難時間很容易就熬過去。“難道國家還不發展了不成！”幾個技術人員坐在一處，如是給自己打氣。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門終于接了些小項目，我們終于可以不再兼職，每月總收入恢復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門憑借關系拿到一個大項目，全員歡騰。但與此同時，上邊傳來消息，若干年內不再興建電廠。

　　那一年前后，上邊制定一條政策，“抓大放小”，母親所在單位恰巧屬于被放之列，以低于總資產十分之一的價格轉賣給個人。隨即，所有員工下崗，她的退休金從此沒有了著落。

　　春節回家，我拍著胸脯向母親保證，我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三千元，足夠拿一部分前來給她養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兩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難過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卻白做了。她為這個國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時經常加班加點，當時，國家對她們說是為了“四化”奉獻。她奉獻過了，但所奉獻的一切被掃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記得了一句話，“忍受陣痛！”

　　那兩年，大學學費翻了幾番，我慶幸，我已經畢業了。

　　那兩年，醫療費用增長了數倍，單位不再給非領導階層的職工報銷醫療費用，我慶幸，我年青，身體好。

　　數年后，我在西方的雜志上學到了一個名詞，叫“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很多西方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執政者會嘗試著這樣做。但他這樣做的后果是，其決策者會被百姓轟下臺，一如澳大利亞的前總理霍華德和他所在的黨派。

　　您知道陣痛有多痛么？您到底希望我們忍受多久？

　　為什么忍受陣痛的，不是你們自己？！

　　我知道，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

　　待續.....